海南人的长征故事

　　红军时期的云广英和陈英夫妇。

　　战争年代的开国大将张云逸。

　　庄田在云南。

　　在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笔者根据多年来采访和搜集掌握的资料，整理出以下几位海南籍红军官兵在长征路上的故事，以飨读者。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长征，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壮举之一，在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队伍里，至少有8位海南人的身影：张云逸、周士第、庄田、谢飞、符确坚、云广英、林青、陈铣……

　　其中，琼山人、红三军团的陈铣牺牲得较早，他的个人相关资料已经难以查找。

　　2013年2月，随着女红军谢飞同志逝世，这些青史留名的海南儿女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故事还在流传，红军长征的精神仍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张云逸 架乌江浮桥，甩掉敌军8个师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张云逸工作职责多次变动，带过先遣队、工兵营和后方收容队，3次临危受命，竭忠尽智，出色完成任务。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张云逸在红八军协助指挥部队，不久即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这是他在长征途中第一次临危受命。在作战部队中，只有能力非常全面，而且被信任的人才会被委任先遣调查工作，张云逸能够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先遣部队司令员，可见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当时他42岁，在红军中算年龄偏大的了。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加上国民党军队在四周布下重兵，始终紧咬追击，红军已无法根据原有计划行军，需立即查明前方敌军虚实，选择兵力薄弱地区进行突破。负责先遣调查工作的张云逸冒险深入敌区，调查到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兵力较为薄弱，他及时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根据情报，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决定避免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再次硬碰硬，后来情报部门证实国民党军已在红军原计划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毛泽东这个决定使得红军避开了国民党军设下的埋伏，保住了主力部队，并把国民党军抛在了后面。

　　进入贵州境内后，“乌江天险”阻挡了红军的去路。中革军委将架桥协助部队渡河的重任交了张云逸，让他领导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成横跨乌江的浮桥。再一次临危受命，张云逸深知任务艰巨，如果红军不能顺利渡河，势必要和追兵背水一战，兵力损失在所难免。他连夜率军委工兵营赶往江界河渡口。他们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长木棍做锚爪，制成石锚解决浮桥的固定问题；桥体则用竹筏和门板架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浮桥时，亲自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感觉浮桥非常扎实，赞不绝口。

　　浮桥最终保证了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胜利，敌军的8个师被甩在乌江以南。《张云逸传》记载称：“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遵义会议后，回到领导岗位上的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斗，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然而，由于长期行军作战，不少官兵因生病、营养不良等原因开始掉队。收容落伍人员、巩固部队成为红军夺取泸定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1935年6月1日，中革军委又委任张云逸率干部团的上干队（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组成收容队，张云逸再次勇担重任，第三次临危上阵。他要求收容队员要做好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坚定地走下去；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要求大家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在他的领导下，收容队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鼓励、互相搀扶，前进步伐也越来越快，终于在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后，与中央纵队会合。

　　这些被收容的战士，幸存下来的大都成为新中国的栋梁。

　　庄田 反反复复过了3次草地

　　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之前，庄田的重任是率部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进行转移，多次浴血奋战，英勇歼敌。他曾对儿子说：“毛主席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但也付出巨大代价，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参与作战的庄田即是幸存者之一，那年他28岁。为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突破重重封锁，庄田率部随一方面军红九军团团部从江西子都到贵州湄潭的80多天里，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把敌人甩在后面。但到达贵州时，他所率第55团已由长征出发时的2000余人减至1000余人。

　　1935年2月，红九军团由原来的3个师整编为3个团，即第七、八、九团，庄田是第八团政治委员。随后，他又参与率领红九军团脱离主力单独执行掩护任务2个多月，在金沙江、乌江等地辗转作战上千里，多次击退敌人进攻。这期间，庄田参与指挥过不少值得称道的战斗。老木孔战斗是其中一个。这是位于贵州遵义东北的一个小墟镇，第九军团转移到这里时发现敌军7个团正欲经过此地追击我军，遂决定进行伏击。

　　红军先在灌木丛中掩蔽起来。庄田指挥的第八团，从拂晓一直等到10点多钟才把敌人等来。为了攻击敌人指挥机关，他们放过了前面3个团。战士们很不解，见敌人人困马乏心急欲战，庄田却按兵不动。直到下午2点左右终于等到敌指挥机关，庄田率领战士们一跃而出，不到20分钟，敌指挥机关就被打掉，同时过来的2个团也被八团和七团合力吃掉。这一仗是红九军团转危为安的一仗，庄田的指挥得到军团首长的称赞。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将一方面军编为左路军，四方面军分编中路军和右路军。庄田率团被编入右路军。

　　按照中央部署，张国焘应率师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然而他却认为向南进攻更有利，于10月率部南下川康，宣布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庄田和部队即将过完一片草地时又不得不南下，南下待不下去又北上过草地，如此反复共过了3次草地。

　　庄田曾回忆说，过草地时红军已极度虚弱，每天都死人。没有吃的，他自己的马都拿来吃了，然后就煮皮带，切成小块，硬邦邦的。最困难的时刻，庄田的指挥才华“救”了自己一命。那一次，随第五军团过雪山，由于长期作战，庄田腿部受伤严重已经不能行走。由于行军困难，许多无法行走的官兵都被留下，庄田也跟团长董振堂反映自己不愿拖累部队。董振堂说：“谁都能扔下，庄田不能扔。他会打仗。”硬是叫人抬他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