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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较之《七十年》的新成果

夏远生

2016年10月12日08:0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含图片)原载于《湘潮》2016年第9期,系《湘潮》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在手,中共党史90多年的风云变幻、光荣梦想和苦难辉煌,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二三十年前,二胡(胡乔木、胡绳)领衔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引领那个时代的高度,成为中共党史拨乱反正的巅峰之作,党史工作者爱好者的启蒙读物。较之前身《七十年》,作为一部贯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线的党史基本著作,《九十年》青胜于蓝,再领风骚,求实创新的丰硕成果比比皆是。

结构设计和章节标题的调适与求新

第一章标题由“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创立”,侧重于初创建立;“创建”,侧重于初创建造。一字之变,重在过程,全篇新意盎然。

其一:在历史背景的阐述上,《七十年》主要平铺直叙了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隔只有10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而《九十年》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两大历史任务”的概括,是中共中央对党史认识的新观点。这就使《九十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研究和阐述,建立在新高度之上。

其二:《九十年》把原来“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两个目合并为一个目——“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题更加集中,论述更加突出,文字更加精练。为更加浓墨重彩地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内容,节省了篇幅,增添了分量,使重点更重、亮点更亮。

其三:建党一节中,第一次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早期组织成员的58人名录。一是一目了然,让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早期党员第一次有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和权威的名称。二是直面争议,把关于早期党员数字历来存在的争议公之于众,该书采纳58人之说,没有采纳以往的53名、57名、50多名的观点,体现了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编著者对历史问题的负责态度。当然,就具体人名而言,并没有形成定论,各地早期组织和成员仍然众说纷纭。比如湖南籍早期共产党员20人的名单,《九十年》增列了易礼容、陈子博,但没有列蔡和森、陈为人。但不管如何,全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成员的数据总算有了一个权威的说法。

其四: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意义,《七十年》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需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九十年》则进一步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第四章由题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改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观点更加鲜明,自信更加坚定,内容更加全面,阐述更加深刻,更加具有国际意义和世界眼光。

特别是,增设了一个目“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七十年》一书中稍嫌淹没在党的七大会议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独立出来,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坚持和发展,使《九十年》一书以思想性见长,更具理论指导价值。

同时,《九十年》还在此后再增设了一个目“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将《七十年》中党的七大会议的结尾部分单列出来,进一步反映了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要讲话的历史评价和理论观点,反映了党史界、抗战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对于近10年来全国性抗日战争财产损失和人口伤亡调研成果的吸收采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战绩的统计,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等原则观点和历史判断。《九十年》对抗日战争历史意义的总结概括更加深刻更加到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第四,它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七十年》的第七章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八章题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九十年》修改为: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的良好开端和曲折发展”,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内乱的抵制与抗争”。平心而论,这些敏感话题的修改是字斟句酌、独具匠心,使立论更加准确、全面、客观,使观点更加贴近党心民意。

《七十年》第七章的“七、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中,原来设有“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几个目,从标题和立意看,稍嫌四平八稳,似乎过于中庸。《九十年》第七章的“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中,则进一步修改为“中国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中美对抗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苏论战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几个目,在不卑不亢中尽显国家利益观和外交倾向性,更加本质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国际关系的真实角逐。

尤其精准的是,把《七十年》第七章的“八、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经济上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九、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过多地抽象地分析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经济建设理论分歧的内容,作了带根本性的修改,改为《九十年》第七章的“七、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着重写“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主要经验”“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探索中的挫折及其原因”,正面阐述的分量更强更足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提振中国人民的精神和志气。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七十年》《九十年》面临的共同难题。比较而言,《九十年》少了几分怨气,多了几分冷静,少了几分情绪化,多了几分理性精神。这不仅体现在第八章标题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修改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内乱的抵制与抗争”,两分法总比一点论更显客观实在,而且体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责任和原因的历史沉思和深刻开掘上。

如《九十年》第八章的开篇,就毅然删节了原来《七十年》第二自然段对毛泽东个人的历史批判,直接进入到“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开门见山,就事说事,不过多地纠缠于个人,更显出历史学家应有的境界、观念和笔法,体现了大党史观的唯物辩证观念和修养。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一目的标题,修改为“粉碎‘四人帮’”,也是合适的。

《七十年》写道: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评价带有主观意志和历史的局限性。

《九十年》修改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起了重要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新的评价,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基本依据,源于2008年华国锋同志逝世时中央审定发表的《华国锋同志生平》所作的权威评价。

相比之下,《七十年》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只是初步的。《九十年》单独写了一目——“‘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按照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新的评价意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条分缕析,更具说服力。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5个方面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切中要害,有理有据,发人深省。

《九十年》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开拓探索的成功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犯的错误及其后果,不是简单化笼统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并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目的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增长才干,使我们更好地前进。正如《九十年》“结束语”所明确指出的:“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失误和曲折呢?没有一个政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是能否从错误中学习、得到教训。既要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要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而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更好的教科书。错误能够成为正确的先导,但不是无条件地成为正确的先导,关键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以史为鉴,真正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

这正是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理论指导和基本原则。

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思想性艺术性统一的成功典范

《九十年》之所以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科学性、思想性、权威性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具有一系列的社会原因。《七十年》一书,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一定的高度和坚实的基础。随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递进深化,接续创新。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与时俱进,最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于中共党史研究高度重视,给予理论指导和工作推进。这才使《九十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具有时代高度、理论深度、历史厚度的通史著作,实现了在“求历史之实”的基础上“求历史之是”的史学发展。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评价,成为《九十年》举足轻重的关键一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3任总书记分别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断作出了权威的历史评价。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纪念讲话,代表党中央的最新评价和最高评价。他强调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总结说“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赞颂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而且指出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他第一次阐明:“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显而易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九十年》写好有关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内容,提供了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重要论述,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标尺和典范。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九十年》一书,在《七十年》的基础上,贯彻执行了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重要论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线贯穿始终,起到了提纲挈领、举一反三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跌宕起伏、复杂曲折的历史得到客观实在、切合规律、符合人心的反映和评价。

《九十年》的一大特点是夹叙夹议,把基本的理论观点寓于对历史的生动叙述之中,不作空泛的冗长议论,既直书实录,让事实说话,又以史为鉴,开掘历史的本质。引用许多材料和数字,是为了说明问题,不作材料的堆砌,也不搞平铺直叙,史料和观点融合自然。历史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既有以史为主的丰满历史感,又有以论贯通的深刻理论色彩,真正对读者有所启发。

《九十年》贯彻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党的十八大对党的90多年历史作了精辟总结,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形成是合理的,成就是辉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更大胜利是必然的。《九十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目前为止最权威的党史基本著作,正是因为它有幸建立在时代的高点和历史的节点之上。

在立准立好史实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给予深刻提炼

《九十年》一书,在立准立好史实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系列革命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提炼,进一步丰富了《九十年》的历史文化价值,拓展和深化了《九十年》的精神财富意义。

《七十年》开始重视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精神遗产,创造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结晶。但是,对一系列革命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尚未达到精益求精、炉火纯青的程度。

在《九十年》中,编著者在立准立好史实的基础上,充分汲取本世纪以来历届党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深刻阐述和权威界定,对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系列革命精神进行了提炼与概括,极大地丰富了《九十年》的历史文化价值,深化了《九十年》的精神财富意义,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库增添了辉煌的篇章。该书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九十年》第一次完整概括了长征精神:“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同时指出:“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

《九十年》第一次精辟阐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九十年》第一次记录了毛泽东向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阐述“跳出周期律”的民主精神。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一史实,在《七十年》中没有记载。《九十年》第一次褒扬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史实订正和历史评价方面更趋科学、准确、客观在史实订正和历史评价方面,《九十年》比《七十年》更进一大步,更趋科学、准确、合情、入理、客观、全面。如下列文字:《七十年》表述:1978年2、3月间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届人民代表大会是“四人帮”还在猖獗的1975年初产生的,提前换届显然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为副总理。与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邓小平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政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活动。它恢复活动,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重要的意义。

《九十年》表述: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与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显然,《九十年》删节了——上届人民代表大会是“四人帮”还在猖獗的1975年初产生的,提前换届显然也是完全必要的。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为副总理改为——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政协恢复活动的意义,由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修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这些删节、订正和修改是必要的也是恰当的。

又如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识和评价:

——《七十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作出如下评价:

全会郑重地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全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九十年》则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化和全面,作出了如下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了序幕,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切,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七十年》第九章题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九十年》第九章题为“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主题、立意、重点和贯穿的红线都有所调整、有所深化、有所修正。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此段历史问题的最新认识,也反映了党史学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断代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党史基本著作在图表数据运用上力求创新

党史基本著作在图表运用上的创新,既是党史研究的新形式,又是党史研究内容创新的有机组成,大大丰富了《九十年》一书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九十年》具有一般党史基本著作难以企及的“可读性”。它继续保持了《七十年》要言不烦和“大写意”的风格,把提纲挈领、突出重点的特点与“工笔画”浓墨重彩、精雕细刻的特点融会贯通、巧妙结合,使读者在阅读这部党史的时候,能够见事见人见精神,而且紧跟时代发展,将读文时代的传统与读图时代的优势大胆结合、力求创新,给阅读者提供了大量文字以外的信息,既有精心挑选的历史图片、史料,又有出彩绘制的地图、示意图、数据图。这些形式上的创新,使阅读者领略到了历史的厚重和丰富,留下了浮想联翩、触景生情的空间,进一步拓展、深化了党史研究的思想内容和珍贵史料的广征博采。党的文献研究专家认为:全书采用双色印刷,每个章节都撰写了提要,配有大量图片、图表,装帧大方,封面设计得当。总的感觉,选配合理,图文并茂,增加了全书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这部党史读起来很吸引人,不觉得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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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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