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革命大本营 长征落脚到陕甘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于1935年9月到达长征的第十个省份——甘肃。

　　“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在甘肃迭部县达拉乡境内，有一个藏族村庄，坐北朝南，一条清溪缓缓流过，村庄的西南有八座山峰突起半空，十分壮观，村名藏语称高吉。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路过甘肃的第一站——俄界。

　　1935年9月11日，历经艰辛走出雪山草地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率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和彭德怀、李富春率领的红三军团，从四川的牙弄进入甘南迭部境内的俄界村。此前，在一、四方面军两河口会师之后，张国焘很快就掌握了中央红军的“家底”：一方面军两万余人，衣衫褴褛，无粮无药，而他的四方面军八万余人，且人强马壮。李德在回忆中写道：“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军事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急剧膨胀，他后来拒绝接受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面临重大危机。9月1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阐述了中央一直坚持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的战略方针，分析了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及红军今后的任务与到达甘南后新的战略方针。在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的同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为了继续教育和挽救张国焘，这个决定没有向全党公布。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计划：北上红军经过陕北、甘东北，先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创造根据地，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俄界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小组，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通过了攻打天险腊子口的决定和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这是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结束时总结发言中的一句话。在俄界这个小小的村落，中共中央化解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历史，把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定格在了这里。俄界，从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地名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

　　红军进入达拉沟后，正逢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难行，沟深谷狭，桥身栈道残损不堪，大队人马很难快速通过。这里是藏族土司杨积庆所辖之处。早在俄界会议之前，杨积庆就得到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报，要他在沿迭部达拉沟一线各峡谷关口部署兵力堵截红军，坚壁清野，协同鲁大昌的第十四师将缺衣少粮、疲惫困乏的红军围歼于深山峡谷之中。

　　进入藏区的红军此刻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许多红军战士衣食无着，已经饥疲到极点。杨土司对红军态度如何决断，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红军的北上行动。

　　为争取藏族群众，红军宣传员在沿途岩石上，写下“北上抗日，夺回失地”“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番民组织自己的政府自己管事”等多幅标语，通过藏族通司（翻译）向藏族群众表达红军的抗日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并通过实际行动来扩大影响。食用了藏民的羊只，红军就将银元和宰杀后的羊皮以及道歉的纸条放在一起，留给主人。离开时，将住过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物品都摆放在原处。一户群众外逃时将一口大锅丢弃在草丛中，红军帮助洗干净，盛满清水放回原处。一位病重的藏族老大妈留在村子里，红军为她治病，问寒问暖……

　　严守纪律的红军，在卓尼土司面前展现出了迥然不同于国民党军阀的军容风貌。红军虽在极端困境下仍不失仁义之师的本色，爱民亲民的群众路线，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让传承了近五百年土司制度的继承人杨积庆顿感耳目一新。他从这支队伍里，看到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焕然复兴的希望。

　　杨积庆思想开明，善于审时度势。虽被国民党政府委以洮岷路游击司令一职，但他对国民党政府并不信任，与长期盘踞在岷县的国民党军阀鲁大昌的矛盾很深。对鲁大昌，他表面应付，暗中密令部下不打红军，并给红军以帮助。崔谷仓是杨积庆的粮仓之一，储藏着20多万公斤粮食。红军到时，该仓没有烧毁，也没有转移粮食，因为杨积庆此前已有命令：“不要打，不要抢红军，开仓放粮。”土司委派的仓官和守仓的藏民借故避开，躲进了深山老林。这些粮食充分解决了红军粮草不足、人困马乏的燃眉之急，为红军突破腊子口，顺利长征过境作出了巨大贡献。红军总政治部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在粮仓的仓板上写下了“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的告示，并在仓内留下江西省苏维埃纸币两捆，作为粮款。

　　党中央和红军在甘南藏区不仅没有受到堵截，而且得到了大批粮食、军鞋等物资补充。藏族同胞从土司到百姓为红军打下腊子口、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巨大而无私的支持，在甘南草原上谱就了一曲民族团结之歌。

　　这次公开的放行，加上次年杨土司给红二、四方面军再次让路济粮，彻底激怒了国民党政府，1937年杨土司被残忍杀害。卓尼土司虽然过早地离开了那片他热爱的故土，但他开仓济粮助红军的故事在甘南草原传唱到了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