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红军长征研究新进展新认识

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许多报道鲜为人知，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季礼供图）

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影响深远而广泛，自出现起就备受关注，学界对长征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近十年来，长征受到持续关注，在广度和厚度上都取得积极进展，迄今已出版专著100多部，如《红军长征史》、《长征档案》、《长征回忆录》、《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等，发表论文、纪念文章数千篇。

学者对长征出发标志有不同认识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多处，包括瑞金、于都、宁化、长汀等。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三个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中央第一、第二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和石城；于都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二个集结地。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体与部分相区别、时间与地点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于都，出发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

近十年来，有关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徐占权等人的《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考察长征中的电报后指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有五次：湘西——黎平转兵，创建川黔边苏区——北渡长江，创建川西或川西北苏区——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落脚陕北。但“五次说”并不多见，更多人持“六次说”和“八次说”的观点。

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肖居孝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张国育的《弘扬长征精神履行历史使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访谈录》、黄星的《红军六选落脚点——究竟走向何处？》等文都认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依次为：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中蒙、中苏边境（或接近苏联）——陕北。

落脚点“八次说”更为流行。徐世强的《艰难的选择：长征时中央红军曾八次改变落脚点》、马昌法《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八选根据地内幕》、饶彦久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等文则指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次序基本是：湘西——川黔边（或川黔）——川西或川西北（或川滇黔边）——川滇黔边 （或黔北）——川西 （或川西北）——川陕甘——苏联边界——陕北。

红军最后落脚陕北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完全偶然

红军最后落脚陕北也引起了较大关注。流行的观点是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长征到哈达铺时，中央领导人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决定去陕北。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强调这种选择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完全偶然。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分析了红军选择陕北落脚的客观必然性，即陕北有块不小的革命根据地、正规的红军武装及有利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朱志清的《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指出，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是中央作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佐证了上文的结论。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是何时中断电讯联系的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至于具体什么时候中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说是1934年9月，也有学者认为是1934年6月。王新生的《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考述》依托近几年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考证指出，从1934年10月7日至10日左右，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被破坏，而恰在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未带原先能够收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电台。从这时起，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局同时中断了电讯联系，1934年9月和1934年6月两种说法都不确切。

有学者对“长征”等概念的由来做了新探讨

以往的研究中也涉及“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概念的由来，但随着研究的推进，有些学者对以往既定的认知提出了质疑。

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1935年5月中共中央长征过四川冕宁一带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使用了“长征”的提法。但张小灵的《红军“长征”称谓使用新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文章认为，1934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把1934年夏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1935年2月转战遵义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长征”这个称谓。

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王作化、王晋阳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是怎么来的？》提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只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并不是所有红军的长征路程，其他红军部队有的长征路程并没有达到二万五千里，有的红军部队又远远超过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有两个重要指标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长征中毛泽东是如何走向决策中心的。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就是此方面论著的代表。该书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刘志兵、高晓的《从军事到政治：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也有相似的结论。该文首先界定了判断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两个重要指标：一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中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是否在党和红军中居于指导地位。据此梳理出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轨迹：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并被采纳；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被肯定；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指挥重大战役战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等方面，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

周恩来之于长征的贡献不言而喻

郭秋琴的《周恩来对红军反“围剿”、长征胜利的卓越贡献》将周恩来对长征贡献归纳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为长征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为党和红军保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领导骨干。长征初期，周恩来与李德等人作坚决斗争，作出了红军转兵贵州的决定，并对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北上，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作斗争。与郭秋琴的宏观考察不同的是，彪晓红、杨飞的《周恩来与红二十五军长征》则从微观视角入手，以红二十五军为考察对象，指出周恩来的指示坚定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决心、明确了长征的方向和目的、支持了红二十五军有关长征决策的制定。

长征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是从细处着眼，以小见大

张闻天在长征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程中原的《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从领导层面对此问题做了宏观和系统的阐释。该书着重叙述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相互配合、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整个历程，还原了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相较于程中原的宏观考察，一些论文则从具体问题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于陈云和长征，何立波的《陈云1935年关于红军长征文献的形成、发现及其价值》主要依据陈云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解读了陈云对宣传长征的贡献。罗燕明的《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指出，正是陈云的这三个文献转变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从以前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的浪漫认识转变为接近真实的认知。

以往涉及长征时期邓小平的研究多散落于邓小平的传记、自述或战友、女儿的回忆录中，几乎都采用了历史叙述的方式去叙述邓小平的历史贡献，而未能系统深入去探讨邓小平在长征时期的贡献。黄远声的《长征时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探析》对此进行了尝试，指出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邓小平，在长征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群众、政治教育等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对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彭德怀、李先念、贾拓夫等人在长征中的贡献也逐渐得到挖掘。相关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是从细处着眼，还原某个具体史实中人物的作用和贡献，以小见大，具有越做越细、越具体的趋势。

从红军长征阶段划分切入阐述俄界会议的重要意义

这几年关于俄界会议的研究逐渐增多。现有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肯定了俄界会议揭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价值，指出俄界会议挽救了危局，对于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重大意义。

相较于对俄界会议意义的宏观描述，秦生从红军长征阶段划分切入阐述了俄界会议的重要意义。石仲泉曾将红军长征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第二阶段为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前；第三阶段为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前；第四阶段为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前；第五阶段为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 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划分上，秦生的《关于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定位与长征阶段划分的商榷》一文则认为，石仲泉的划分割裂了事物发展的有机联系，以哈达铺为界划分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是缺乏代表性的，因为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党中央改变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制定的川陕甘计划，经过了俄界会议提出新的方针、哈达铺明确前进方向、榜罗镇会议确定落脚点的过程，完成了“长征的落脚点”新战略方针的制定，这样一个决策过程是渐进发展、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以俄界会议为界划分更为科学合理。石仲泉和秦生见解出现分歧源于二人对俄界会议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定位。

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的标志

关于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贵州进军的战略转兵，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通道转兵，即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转兵向西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根据地的主张，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实行战略转兵；另一种观点是黎平转兵，认为中央红军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是由黎平会议决定的。

曾景忠撰写的《通道会议研究》一文，利用大量文电材料，对通道会议的背景、内容、性质和作用作了全面考证，认为“飞行会议”即为通道会议，是12月11日夜在通道县的流源举行的，会议既不是军委扩大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笼统称为中央临时会议未尝不可，但更像“三人团”扩大会议。文章指出，通道会议没有实现转兵，不仅因为没有最后放弃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打算，而且具体进军方向也没有转换变动，而是继续了过湘江后确定的沿湘桂边西进的部署。但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仍有重大意义。上述考证是确凿的，评价是中肯的。曾长秋撰文《长征初期湘桂黔边“转兵”问题之我见》指出：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而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的标志，转兵是一个过程，而且是遵义会议召开必不可少的前提。

巴西会议会址并非在巴西乡，而是在阿西与牙弄之间的阿西茸乡

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巴西会议，纠正了党内错误的军事路线，化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此重要的会议，究竟在何处召开？各种党史材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果达的《红军长征中巴西会议会址新考》通过相关的回忆录及长征中的电报指出，巴西会议会址并非在巴西乡，而是在阿西与牙弄之间的阿西茸乡。

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扩大了长征研究领域

长征途经十余个省份，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因此将视线下移，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考察长征不失为一个好视角。裴恒涛的《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从政治、军事、民间信仰、民族关系及思想文化层面考察了红军长征给贵州带来的变化，是运用社会史与地方史研究方法推进长征研究的重要尝试。除此，王映泰的《红军长征在天水》、杨军的《长征·云南》、张红梅的《红军长征在陇原》、庾新顺的《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刘广明的《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郴州》、崔乾志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马正文和司玉国的《将台堡会师》、朱惠芳的《红军长征在汝城》、袁泽光的《中央红军过仁怀》、何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周忠瑜和杨发玉的《红军长征在班玛》等论著也将地方史研究方法运用于长征研究中，扩大了研究领域。

长征研究的新特点：新领域、新方法、细节化

近十年长征研究表现出领域有新拓展、运用新方法、更加注重细节等特点，这也为将来的长征研究提示了方向和可能性空间。

一是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一些尚未得到重视或重视不够的议题逐渐进入研究视野，比如长征期间的“密电问题”、西路军问题、扩红问题等，但大多研究史料不够充分，新意不多。随着红军回忆录的大量面市与重版，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些尚待深入研究的议题，也会产生越来越多优秀的论著。

二是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彰显了长征研究的广阔空间。近十年来，地方史、社会史、概念史等研究范式逐渐加入长征研究中，民族宗教等问题因为加入了地方元素也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利用逐渐呈现的地方史料等资料，运用社会史、地方史的研究方法，揭示长征对所过之处带来的社会变迁，无疑是将来长征研究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三是细节化研究是长征研究的重要新动向。近十年研究表明，会议、决策、人物的研究仍然是长征研究的重点，相较于以往，这方面研究越来越注重细节的梳理与考证。考察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从领导权力变迁及决策层面去考察遵义会议、还原四渡赤水种种细节等都体现了细节化研究倾向。以往的长征人物研究习惯宏观考察与评述，但近十年学者们更注重微观研究，就某一具体史实入手，推进相关人物研究。相关研究推出了一些新结论，澄清了一些争议，但同时也展现了新的疑点与争论。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