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牛兰

在狱中的牛兰夫妇。

南京老虎桥监狱。

柳亚子等人在报纸上发布要求释放牛兰的声明。

宋庆龄、鲁迅等在鲁迅家中合影，右起：鲁迅、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牛兰”这个名字，字面上很中国化、女性化，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牛兰”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的化名音译。1931年，他和妻子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又被国民党当局转押，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牛兰夫妇被捕在当时成为一个国际政治事件。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往来奔走，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鲁迅、蔡元培、林语堂、郁达夫等都参与其中；事件影响甚至扩展到世界范围，爱因斯坦、罗曼·罗兰、萧伯纳这样蜚声全球的名人也纷纷为之发声。

置于中国近代史的壮阔波澜中，牛兰事件也许只算得上一个微小的浪花，但历史脉络的丝丝缕缕，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暗流在表象下汹涌。

牛兰事件的前因后果牵连甚广：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是牛兰被捕的重要原因之一；蒋经国被苏联当成交换牛兰的筹码，竟然被蒋介石拒绝；二战史上最具传奇性的“红色谍王”佐尔格，暗中组织营救，也因此招致身份暴露的危险；造成中国工农红军巨大损失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其实是因为牛兰案来到中国的……

牛兰事件涉及太多的秘密，真正的内情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各方才开始陆续解密部分重要档案，许多历史空白逐渐得以补充，但时至今日，此案的许多历史细节仍面目不清。

重溯此案，能让今天的人们从一侧面了解到那个特殊年代革命者的艰险与牺牲。

“二○五号海伦诺尔”

“牛兰夫妇被捕的经过，惊险、曲折，看上去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南京的住所里，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著名研究者经盛鸿，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研究牛兰案多年梳理出的历史细节。

1931年6月的一天，英国巡捕悄悄地包围了上海公共租界里一幢三层小楼——北四川路235号。此时，楼里的一个波兰籍商人正和他的儿子在吃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半个月前，远在千里以外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员，名叫杜克洛克斯。经调查，此人是共产国际派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的特工。

英国警察从他所带的文件中查到了一个中国的电报地址和邮政信箱号码：“二○五号海伦诺尔，中国上海”。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上海英国租界当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一线索，对上海的205号信箱进行秘密监视，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是个波兰商人，名叫牛兰。

他们继续秘密跟踪侦查，又查明了牛兰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号。此外，他们还发现牛兰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有另外一处秘密活动地点。

一切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结果——这个藏匿在上海英租界中的波兰商人，很可能是共产国际潜伏在上海的特工。

于是，在6月15日的上午，早已准备多时的英国巡捕冲进了这栋欧式洋楼。在男主人的身上，他们搜出了一本名为“牛兰”的德国护照。几分钟后，他们又在另一个房间里搜出了十几本不同姓名和国籍的护照。

一个人居然会持有多国护照，这个细节证实了巡捕房之前的猜测。

在这栋小楼里，巡捕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份重要文件，但是他们从牛兰的身上搜出3串、共27枚钥匙。

在牛兰的另一活动点——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巡捕用牛兰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小房间，发现里面摆着3个紧锁的保险柜。他们找来锁匠，打开了其中的一个保险柜，又从中找出了两把钥匙——恰好是打开另外两个保险柜的钥匙。

在三个保险柜里，巡捕们共搜出六百多份文件，里面所有的内容都与一个组织有关——共产国际远东局。

在其中最重要的76份文件里，有共产国际对远东地区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还有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

然而，对于牛兰和共产国际来说，厄运至此并没有结束。

在房间书桌上，巡捕们发现了一张用法文写的字条：“我今天下午两时半再来”。

显然，这是另外一个人留给牛兰“接头”用的。巡捕们带走了牛兰和文件，留下一部分人守候。

下午两点半，果然有人自行用钥匙打开房门，藏在屋里等候多时的巡捕们看到一个金发碧眼、手提皮包的女人走进来，便立即掏出枪一拥而上。

来人正是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

虽然机警的汪得利曾立刻佯装走错了房间，但早有准备的巡捕们还是将她当场逮捕。

牛兰夫妇在被捕后，租界巡捕房多次对他们进行提审，但两人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汪得利曾的皮包里，巡捕搜出了一张收据，得知她在当时上海西郊的愚园路宏业花园第74号还有一个住处。顺藤摸瓜，在愚园路的住所里，巡捕们又发现了牛兰夫妇在上海的另一重要住处——赫德路66号，并在那里搜出了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款总数高达47000美元。

这笔巨款原本是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红色工会组织的活动经费，如今落到了英国巡捕房的手里。

但是，无论是对正处于危难中的中共中央，还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牛兰夫妇被捕，是比失去这笔巨款更为可怕的事情。

由于牛兰的特殊身份，他掌握着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大量的“红色机密”， 甚至关系到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