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3】

挺身而出  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9-110页）。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8页）”，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往来，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义勇军刚在满洲出现。正是此时，田汉参加上海义勇军，加入共产党；《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词，1935年聂耳谱曲）”、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7页）”，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以上多处可查：《刘少奇军事画传》，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4-27页）。马克思就曾高呼：“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就此撤了刘少奇的职工部长，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刘（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62-167页）。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4页）。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回家“养病”（毛泽东语）。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父亲也进入中央苏区（在党内，被称为“小大姐”的何保贞妈妈带二哥刘允若留上海，后被捕入狱，与父亲生死两茫茫。1934年，何于南京雨花台就义，被赞为“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我二哥刘允若被寄养在上海一劳工家），到了被称为 “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汇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相当繁荣，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主席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孙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71-178页）。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19页）”。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大红军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这应是现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前身。刘少奇不仅是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他还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8-31页）。

1934年春夏（正史记载7月，长汀有记载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省委书记，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书记。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讯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此为父亲的含糊自述。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晚年时也向我叙述过几乎相同的情况）。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核心集体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在福建任省委书记仅数月（刘少奇自述中央派他先到福建省委主持工作，隐蔽联络在福建的十九陆军蒋光鼐、蔡廷揩），主要任务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苦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32-33页）。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90%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色于江西人民。

中央红军长征前，具有标志性的一战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出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二十里，由红一军团的1师、2师和红九军团的24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4000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二十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出征前最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部队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跨时松毛岭），仍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温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刘少奇不仅是组织运粮、补给弹药，作为省委书记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关于松毛岭战役和汀州保卫战，作者到实地考察，咨询当地同志和湖南刘少奇纪念馆馆长罗雄同志，与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核实部分记载，浓缩概括讲述。刘少奇任九军团中央代表确切时间记载稍有差异，见王双梅《刘少奇在长征中》，《党的文献》2017年第1期）。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今年，《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全程长征 绝地逢生

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军委将其改编为红23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23师和红21师组成，共7000（也有说3000多人）余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全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军委等）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争取时间”，“掩护主力”。刘、罗、蔡即速返火线（也有说法，此时才任命刘少奇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与罗、蔡同回松毛岭。直至撤回瑞金后，才赶到红八军团）。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朝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35-38页）。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当时，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有十人，候补委员也有表决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7页）。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期间，又蹦出个罕见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见面互问，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陈元叙述）！——领袖常共英魂语，晚辈投书赠湘江。

过江后（12月1日），军团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名，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挑夫也不足1000。奇迹般的，居然还带过来百多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博古：内含民夫5000多人；另记载加民夫共10万）人，湘江一战后打掉了5万（当时清点仅余36919人）（《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红八军团几近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84页）。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炼狱般的战火、今人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前人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后人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刘少奇从军事路线错误追究到王明的政治路线错误。王明没参加长征，此时在苏联），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19～120页）。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到，刘少奇出的题正确，但“当时……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第295页）。此题留待以后一步步解决，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涣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这里有一段故事：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会理会议（1935年5月）事件”，简要说是指会理会议前，林彪不满毛泽东军事指挥“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举彭德怀替换毛泽东，通电话时彭当即拒绝。刘少奇因故没有参会。有兴趣者可查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33-137页）。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0、141页）。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肚子问题，吃什么？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后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尉缭子·战威》）。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人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再次受命于危难。多少年、多少事，什么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往日与今时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那个年代任职担责任，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跪乞、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说，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1页）。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父亲没进延安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都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标志性（松毛岭）战役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和挑夫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七千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建国后，先后在刘少奇处的三位专车司机——严、曹、李叔叔，都是半路加入长征的老红军），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参加的更要少。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