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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3】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上篇)

刘 源

2017年07月20日07:5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挺身而出  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9-110页)。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8页)”,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往来,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义勇军刚在满洲出现。正是此时,田汉参加上海义勇军,加入共产党;《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词,1935年聂耳谱曲)”、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7页)”,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以上多处可查:《刘少奇军事画传》,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4-27页)。马克思就曾高呼:“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就此撤了刘少奇的职工部长,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刘(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62-167页)。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4页)。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回家“养病”(毛泽东语)。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父亲也进入中央苏区(在党内,被称为“小大姐”的何保贞妈妈带二哥刘允若留上海,后被捕入狱,与父亲生死两茫茫。1934年,何于南京雨花台就义,被赞为“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我二哥刘允若被寄养在上海一劳工家),到了被称为 “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汇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相当繁荣,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主席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孙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71-178页)。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19页)”。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大红军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这应是现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前身。刘少奇不仅是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他还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8-31页)。

1934年春夏(正史记载7月,长汀有记载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省委书记,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书记。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讯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此为父亲的含糊自述。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晚年时也向我叙述过几乎相同的情况)。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核心集体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在福建任省委书记仅数月(刘少奇自述中央派他先到福建省委主持工作,隐蔽联络在福建的十九陆军蒋光鼐、蔡廷揩),主要任务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苦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32-33页)。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90%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色于江西人民。

中央红军长征前,具有标志性的一战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出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二十里,由红一军团的1师、2师和红九军团的24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4000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二十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出征前最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部队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跨时松毛岭),仍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温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刘少奇不仅是组织运粮、补给弹药,作为省委书记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关于松毛岭战役和汀州保卫战,作者到实地考察,咨询当地同志和湖南刘少奇纪念馆馆长罗雄同志,与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核实部分记载,浓缩概括讲述。刘少奇任九军团中央代表确切时间记载稍有差异,见王双梅《刘少奇在长征中》,《党的文献》2017年第1期)。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今年,《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全程长征 绝地逢生

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军委将其改编为红23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23师和红21师组成,共7000(也有说3000多人)余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全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军委等)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争取时间”,“掩护主力”。刘、罗、蔡即速返火线(也有说法,此时才任命刘少奇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与罗、蔡同回松毛岭。直至撤回瑞金后,才赶到红八军团)。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朝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35-38页)。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当时,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有十人,候补委员也有表决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7页)。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期间,又蹦出个罕见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见面互问,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陈元叙述)!——领袖常共英魂语,晚辈投书赠湘江。

过江后(12月1日),军团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名,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挑夫也不足1000。奇迹般的,居然还带过来百多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博古:内含民夫5000多人;另记载加民夫共10万)人,湘江一战后打掉了5万(当时清点仅余36919人)(《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红八军团几近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84页)。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炼狱般的战火、今人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前人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后人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刘少奇从军事路线错误追究到王明的政治路线错误。王明没参加长征,此时在苏联),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19~120页)。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到,刘少奇出的题正确,但“当时……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第295页)。此题留待以后一步步解决,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涣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这里有一段故事: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会理会议(1935年5月)事件”,简要说是指会理会议前,林彪不满毛泽东军事指挥“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举彭德怀替换毛泽东,通电话时彭当即拒绝。刘少奇因故没有参会。有兴趣者可查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33-137页)。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0、141页)。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肚子问题,吃什么?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后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尉缭子·战威》)。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人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再次受命于危难。多少年、多少事,什么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往日与今时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那个年代任职担责任,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跪乞、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说,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1页)。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父亲没进延安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都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标志性(松毛岭)战役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和挑夫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七千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建国后,先后在刘少奇处的三位专车司机——严、曹、李叔叔,都是半路加入长征的老红军),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参加的更要少。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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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谢磊、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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