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否，浦东那一支平原游击队【2】

美国飞行员托勒特竖起大拇指

到1944年下半年，浦东农村基本被淞沪支队控制。1945年1月，为加强游击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浙东行政公署任命朱亚民为奉贤县长、鲍季良为川沙县长，吴建功为南汇县长。就在这个月，营救美国飞行员一事让默默战斗在大上海近郊的新四军名扬海外。

1月21日，南汇五区我常备队吴进根报告，说有外国飞行员跳伞至周浦龙华嘴三林塘大绞圈村（今浦东新区三林镇大绞圈村）东南麦田里。他跑进村里薛根英家求助，后由薛雨亭把他藏到瓜田的草棚里，躲过敌人搜查。现在，吴进根把他转到小塘村其岳母家。

朱亚民令短枪队连夜出动。因周浦是敌重点控制区，龙华嘴又离上海只有五里路，必须迅速转移飞行员，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短枪队很快找到飞行员，考虑走陆地外国人易暴露，就用罱泥船。飞行员走了，保长薛和尚对全村人说：“救飞行员的事，对谁也不能透露。”

日军发现飞机残骸却没见飞行员，20多名宪兵冲进大绞圈村，拷问村民，谁都不说。日军就把薛和尚和他12岁侄子薛镜如抓到东昌路宪兵司令部，薛和尚被折磨致死。

飞行员到支队部后，立即给他脸和手脚的烧伤部位消毒包扎。这位22岁的美国阿肯色州人叫托勒特，美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中尉。他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赣州起飞，袭击上海机场，遭日军飞机拦截和地面火力攻击而油缸起火，他被烧伤并跳伞。

听说眼前是共产党的新四军，托勒特不相信：“登机前，队长告诉我，如果在上海执行飞行任务遇到什么危险，可以飞到市区外的郊区跳下来，那儿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没有听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支队领导们告诉他：自全面抗战以来，新四军一直坚持在这里战斗。

托勒特到各中队边看边提问：士兵为何不向长官敬礼？长官与士兵为何吃同样饭菜？为何部队与老百姓关系那么好？……

一天，步哨报告：有10多个鬼子从驻地前经过。托勒特一听紧张起来，探视回来的朱亚民告诉他：“我们目标没暴露，敌人不敢轻易进攻，现在已经走远了。再说，我们也不打无准备之仗。”

“很好。你们懂得许多道理，会打仗，是好部队。”托勒特竖起大拇指。

托勒特随支队流动了一个多星期，吃不惯饭菜，支队专门派人到新场、周浦和上海去买巧克力、面包、奶油和罐头，中队还送来鸡蛋和桔子。后接浙东区党委指示送他去浙东。临走时，他把一支崭新的柯尔特小手枪和一张印绸布的飞行航空图送给朱亚民，朱亚民回赠一支毛瑟手枪。2月1日晚，派专人护送他，从南汇下海，渡过杭州湾，安全抵达四明山区梁弄。4月10日，送至驻华美国陆军战地服务总部临海办事处。

《新浙东报》第119期报道：“国民党本来吹什么上海附近已经没有共产党了，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结果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一救，就拆穿了国民党的牛皮，在政治上打了国民党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美国飞行员把所见所闻再一宣传，对国际上的影响也不小，使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也是有力量抗日的，不仅在中国的广大敌后战场有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在上海这样日军的战略要地，也有共产党的抗日队伍。”

洒热血等到胜利日

1945年8月13日凌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送来紧急情报：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获释，前晚在法租界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带整夜狂欢，不知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当天下午，刘长胜同志又派人来告：已查明是日本投降。

在整个抗战期间，淞沪支队共歼鬼子200多和伪军1500多名，策反了数百伪军起义，缴获枪支不少于2500支，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的主要武装力量。支队有百多人牺牲在浦东，特别是干部较多，他们不仅是指挥员，而且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团级干部有曾平，营级干部有徐黎、康则焘，连级干部有周清华、陈大刚和许培元等10多人。

正如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所说：“淞沪支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打出了一个联结浦东浦西的抗日游击区，控制了上海浦东浦西的广大农村，为我党在这个地区的抗日总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20日，蒋介石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委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21日，国民党空运部队占领上海，其他部队已到杭州、海盐和海宁一线。28日，毛泽东飞重庆进行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我党撤出浙东等八个解放区。9月22日，浙东游击纵队各路集中重固。11月，纵队北撤，淞沪支队1500多人整编为第一支队，12个人的短枪队已发展成主力部队之一。到苏北涟水，一支队与五支队合为新四军1纵3旅7团。1947年，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纵3师7团。1949年，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0军60师178团。

朱亚民说：“由于我们党的领导，有当地群众的掩护，我们才得以生存，发展。到后来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是无数烈士和老百姓用鲜血换来的。”1942年回浦东的游击队员12人，7位牺牲，3人叛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只有朱亚民和李阿全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