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惊雷——揭秘中国核试验基地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程开甲（中）和科学家们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参观现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是首批“八一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者——授勋两天后的7月30日，亲友为他庆祝了百岁寿辰。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核试验技术总体负责人。

他的名字，与中国核试验基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腹地的这座基地，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马兰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绚烂绽放；马兰基地是一座数十年不为人所知的隐秘所在，却爆响了震撼世界的惊雷。

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30多年的时间里，包括程开甲在内，前前后后曾经在这片戈壁滩里参加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这是一群默默无闻的“马兰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数十年里，极少有关于他们的报道。

但是，“马兰人”的功勋，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现在，随着档案的陆续解密，我们能够讲述一下“马兰人”和马兰基地的故事了。

从敦煌到罗布泊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

这首《马兰谣》记录的就是被誉为“共和国原子城”的戈壁绿洲马兰的故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马兰爆炸成功。

而在被确定为核试验基地之前，这里并没有专门的名字，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中国核试验基地最初的选址，其实不是这片无名戈壁，而是早已闻名于世的敦煌。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国，一直被笼罩在核恐吓的阴云中。

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钱三强等人被请到了中南海的丰泽园。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这一天，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征程。

研制核武器，不仅要从零开始造出原子弹，这颗原子弹必须炸响才算成功。这也就意味着，在核武器研制的同时，就必须要找到一块足够广大、足够荒凉的核武器试验场。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这几年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安排部队的事情，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但实际执行中，前期原子弹试验场的选址工作，主要还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勘察过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多个地区后，苏联专家建议把核试验场设在敦煌西北地区。

1958年夏秋之间，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了敦煌，在古阳关外的大戈壁上安营扎寨。

几天以后，一位中央的“大人物”也来到这里，此人正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在鸣沙山下，彭德怀秘密接见了这支队伍的两个负责人：队长张志善和政委常勇。

张志善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的。”彭德怀当时就笑了，说：“你们对我还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中央军委当年4月决定组建两支队伍：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这两支队伍里的很多干部都来自于商丘步校，常勇是学校的政治委员，张志善是副校长，接到任务以后，学校的干部一分为二，一半去0673，一半去0674，常勇和张志善都被分到了0673部队。

到了1958年10月下旬，敦煌地区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带领工程兵设计院、总后营房部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场区的位置。爆心定在了敦煌西北方向130～150公里处，指挥区距爆心60公里。

敦煌核试验基地即将动工，0673部队部队长、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到任了。他就是战功赫赫的张蕴钰。

张蕴钰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练成长，从普通一兵直至军副参谋长。抗美援朝期间，15军在上甘岭打出威名时，军参谋长正是张蕴钰。归国后，张蕴钰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经陈赓大将推荐，就任0673部队的主任。

在对靶场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后，张蕴钰恼了。

现为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员、一级作家、大校军衔的彭继超曾在马兰基地工作生活33年，走访了数位“马兰人”，也写下了一系列核工业题材的作品。

他告诉记者，张蕴钰曾跟他详细说起过这段往事。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作为原子靶场。他的考虑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

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张蕴钰马上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书面上报。说来也巧，中央同时接到了苏联一位专家的来信。原来，苏联专家也有不“坑人”的，信中说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

结合张蕴钰的报告和苏联专家的来信，中央同意核试验基地重新选址，就定在罗布泊。

1958年12月24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向罗布泊疾驰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惫的勘察队员们终于在干旱的罗布荒原发现了清冽的博斯腾湖。

张志善当时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电报上写道：“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香味……”据说，万毅看到电报后笑着说：“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最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而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大小。

原马兰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告诉记者，之所以圈定1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和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半径有关，“300万吨氢弹的安全半径为150公里，这样算来就要有大约9万平方公里，所以1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是完全必要的。”

作为原子靶场，这里堪称完美：地广人稀、远离城镇、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带上。

基地位置确定的同时，生活区也获得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

马兰之名，来自在这里旺盛生长的马兰草。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来是一片盐碱湖，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初夏时，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此地就命名“马兰村”。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就是马兰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时的马兰基地，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先期到达这里的指战员们，自己动手挖了地窨子作为临时的住宿和办公场所。马兰基地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在一个地窨子里召开。

当时，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壳出世。张蕴钰提醒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当彭继超向张蕴钰提起关于一窝燕子的小插曲，老人说：“大漠上有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国核试验基地波澜壮阔的工程伟业，就在燕子的呢喃声里宣告诞生了。

扎根荒原

1960年初，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滩，马兰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式开始。

大批物资、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正当此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冲击波，却从内地传到了这里。

中苏关系破裂，是这段波折最重要的导火索。

1957年，正在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样品和图纸资料。

这一协定的执行在签订之初还比较顺利。但是，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苏方对该《协定》的执行表现出不积极态度。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苏联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

中苏关系的突然变故，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特别是核武器研制，几乎要从头开始。

“1961年的夏天，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上马’、‘下马’的激烈争论。”彭继超说。

主张“下马”的，一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二是认为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当时尚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恐怕难以造出“两弹”，三是指出“两弹”花钱太多。

根据彭继超的了解，聂荣臻当时是坚决反对“下马”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两弹”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所以这个事业不能放弃。他甚至公开说：“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

针对日见激烈的争论，聂荣臻签发了一个名为《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东。

当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尖端要搞，不能放松。关于“上马”、“下马”的争论才止息。

曾经的政策波动传播到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对刚刚干劲十足地建设基地的官兵们来说，情绪上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彭继超在《罗布泊丰碑》一书中写到这一段。当时，甚至有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以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蕴钰急了，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

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基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基地编制不得不缩减，部分干部调走了，供给的标准也降低了。

不仅如此，由于基地车辆也少了，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经常运不进来，张蕴钰就带着常勇他们往返20多公里，把口粮一袋一袋往回扛。

有时水供应不上，基地的人们半个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脚水蒸馒头。

马兰基地的情况从1962年开始慢慢得到改善，1962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拉国家归来，途经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在一次晚餐中，周恩来站起身来说：“我们国家在新疆有一个原子武器靶场，他们在戈壁滩上条件很艰苦，任务很艰巨，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帮助，大力支持。”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大大振奋了马兰基地的人们，也是对“下马”之说最有力的驳斥。

基地缺少车辆的困难反映到中央书记处，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跟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商量，决定把北京市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

到了1962年，基地的建设工作又重新走入正轨。

负责两弹工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央提出了“两年规划”：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央特别组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叫做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的全称起始叫做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后来随着工作的发展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这个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专委全面负责两弹工程。

两年的时间爆炸一颗原子弹，任务相当紧迫，全国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作为这场大会战最前沿的马兰核试验基地，虽然厂区的道路、通讯工程、气象站、军用机场等基本设施建设已陆续完成，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当年10月10日，钱三强在国防科委大楼里向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汇报时说：“原子弹试验是一个十分复杂、集多学科为一体的高科技试验，仅就核试验靶场可以开展的技术项目就有几十上百个，而这一个个项目都需要研究、定题，并在靶场进行技术工程的建设，这就需要有很强的技术力量，立即着手研究立项。”

也就是说，基地此时最缺的，是一支懂核技术的专业队伍。

在那次会上，钱三强反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程开甲。

最初的攻关

1946年8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来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国青年学者。

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埋头于实验室、课堂和图书馆，同学们叫他“波克”，而他的房东太太不无恶意地给这个不善交际的东方人起了个绰号：“奶油棒冰”。

这个青年学者真正的名字叫程开甲。

1948年秋，程开甲获得了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身在海外的程开甲购买了研究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1950年8月，他毅然放弃了国外的工作，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

1958年，程开甲改变专业，参与到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的创建中，又接受任务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他出版了《固体物理学》一书。同年，程开甲接到命令，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院）副所（院）长，参加原子弹的研制，从那时起，他和马兰基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2年10月30日，程开甲来到国防科委大楼，出席张爱萍召开的办公会议。在会上，张爱萍告诉程开甲，钱三强推荐他来挂帅，进行核试验靶场的技术准备工作。

程开甲没有丝毫犹豫，他说：“现在需要人，需要有几间房办公，配置几台急用的仪器，建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机构，我们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那次会议商议的结果是，中央立即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后称21所）。

在钱三强的推荐下，吕敏、陆祖荫、忻贤杰三个人来到21所报到。最初，他们和程开甲一起，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办公。

“核试验是大规模、多学科交叉的科学实验，涉及的学科内容非常广泛，而最初的时候，我们对核试验无论从理论还是技术上，所知几乎是空白。”马国惠说。

事实上，由于苏联的技术封锁，当时仅有的信息只有撤出前苏联专家片段的谈话，以及1958年美国原子武器研究基地公开发表的《冲击波》一书。

最初的摸索是非常困难的，此时，21所的第二批人员到来了。中央从大学和二机部等单位选调了20名技术骨干到研究所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