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
2017年09月05日13:42 来源：北京日报
手表泄密
中村一行被秘密处决后的半个月，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7月中旬。从1984年开始就致力于搜集中村事件历史资料的冯学忠告诉记者，日本方面最早察觉到中村震太郎的行动可能出现异常的，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片仓衷大尉。
1931年9月19日，日军在沈阳城墙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关玉衡与长子关松军夫妻及长孙。
东京《日日新闻》关于中村事件的报道。
“九一八”纪念碑。
原来，中村震太郎进入兴安一带刺探情报之前，就是片仓衷接待的他。出发前，双方约定了一个日期，到时片仓衷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接应中村等人。谁知，约定的日期已过去了好久，一直到7月18日，片仓衷也没有在王爷庙找到中村的踪迹。他感到情况不妙，就前去哈尔滨向关东军特务机关汇报。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一行，正在东北参加所谓的“北满参谋旅行”——这已是他们的第三次“参谋旅行”，说白了，其实就是侵华前的军事情报侦察和搜集。这一次，他们到达黑龙江省昂昂溪时，正好遇到井杉延太郎的妻子、昂荣旅馆的女主人，她告诉板垣和石原，自己已与井杉失去联系将近一个月，请求关东军协助寻找。
多条线索汇在一起，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个情报机关迅速开始了寻找中村下落的行动。
不久，日本在齐齐哈尔的一个情报联络点——朝日旅馆兼妓院的女特务植松菊子，从一名嫖客口中探听到风声，说是前不久两个日本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蒙古人被屯垦军杀害了。这个嫖客还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中村的手表就在屯垦三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手中。
原来，中村被处决当晚，手表掉在地上后，李德保恰好前去送夜餐，心中贪念闪过，竟然随手捡起手表装入了自己的口袋。后来为偿还赌债，他又把手表抵押在王爷庙的一家当铺。
贪财的李德保全然不知，这块手表并非一块普通手表。“这种手表是日本厂家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高级手表，表的全部机件全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所以被称为‘三道梁’手表。”冯学忠解释说，“三道梁”手表通常不会在日本市场上流通，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
植松菊子的情报传到关东军特务机关，特殊的“三道梁”手表自然成了关东军搜寻的重要目标。那么，王爷庙当铺里的手表又是如何被日军拿到的？
董平舆的回忆中只简单提了一句：“中村被扣后，他所戴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而根据关玉衡的长子关松军在1998年接受冯学忠访谈时的说法，手表被日军获取的关键，竟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设的陷阱。
据说，李德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为此，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派出了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原是满清肃亲王善耆的女儿，辛亥革命后被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川岛芳子，成年后长期为日本做间谍，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及成立“伪满洲国”，都不乏她的身影。
接到土肥原贤二的命令后，川岛芳子便通过朝日旅馆的老板和之前透露消息的嫖客，将李德保引到旅馆内。李德保哪里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几杯酒下肚，便把屯垦三团处决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酒足饭饱之际，川岛芳子骗李德保说，自己从南满带了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要发大财的李德保马上就说要全部买下，只是随身带的钱不够。川岛芳子装作无意道，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保当即拿出了一张当铺的契票……
就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凭借川岛芳子骗到手的契票，从当铺赎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表。而自以为天降横财的李德保，当晚就被川岛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
见到手表的土肥原贤二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只是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如今，有了“三道梁”手表在手，中村之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至于中村等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到底因何而死，从来就不是他关心的内容。
据关玉衡回忆，土肥原贤二还执意亲自到兴安地区勘察，名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证据”，实则到处煽风点火，甚至意欲勾结蒙古贵族。只不过，由于屯垦军严阵以待，土肥原贤二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就灰溜溜地中途折返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和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决定，他们要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控制舆论。
倒打一耙
1931年8月的沈阳城，中村震太郎失踪之事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也趁机到处寻衅滋事。在没有找到中村等人尸体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东北经办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视听、造谣中伤的消息，诸如“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所杀”，“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之类。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声明对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行只字不提，反而倒打一耙，故意歪曲事实，言之凿凿地声称“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的军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分别指使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一再向东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尽管东北当局多次驳斥，兴安屯垦区自成立开始就谢绝一切外国人入内，但林久治郎依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要求中国方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罚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而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紧紧抓住中村事件这一“天赐良机”，渲染事件、煽动民众、鼓吹战争的闹剧此起彼伏。
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8月18日的报道，就在8月17日日本公开所谓“中村大尉遇害”消息当天，中村震太郎的岳父、预备役少将羽入三郎便搂着中村的孩子，对记者发表了一番“痛彻心扉”的谈话，“为国捐躯是军人的生平夙愿，遗憾的是并非战死疆场，尤其是想到被中国兵折磨杀死，想到当时瞬间所受的痛苦……一见到对那些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的这个孩子，一边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一边扳着手指计算日子盼望着的样子，就感到十分可怜。”末了还不忘对媒体呼吁，希望能给中村“报仇”。
以中村事件为借口，东京等地的军官为中村震太郎举行了远超过正常规模的葬礼。不久，日本又将中村事件改编成电影，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在影片中竟然完全被塑造成“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在种种鼓吹和煽动下，日本军人纷纷走上街头、学校、工厂、村镇，采取各种宣传形式鼓吹扩军备战，叫嚷要为中村“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荣誉和生命线”。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驻扎在八日市的日本空军，利用飞机在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城市的上空投放传单。传单图文并茂，标题是《醒来吧！同胞！重视我们的国防！》，图上却赫然画有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地图上还公然画了一面日本国旗，旗上写道：“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9月4日，日本陆军省公开宣布：“如不迅速解决‘中村大尉遇害事件’，则采取第二第三种手段，根据近10天的发展，陆军也可能单独采取某种强行手段。”9月8日，就连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报复行动”。力主武力解决的陆相南次郎甚至表示，“已抱最后决心”，“已有最后准备”，俨然已经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折冲外交
就在日本方面大肆炒作舆论时，关玉衡此前托人转呈给张学良的快邮，终于收到了回复，张学良在电报中指示：“妥善灭迹，做好保密。”有了这封电报，面对日本方面的来势汹汹，关玉衡沉着冷静，毫不慌张，一方面请还在北平的张学良退还中村间谍的证据，以便日后更好地与日方交涉；一方面寻找机会，向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在北平养病期间，由荣臻代理东北军副司令长官职务）报告中村事件的内情。
9月10日，东北军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来到了屯垦三团关玉衡处，他是受荣臻的委托，以私人名义和关玉衡商议中村事件的应对之策。
当时，荣臻尚未见到中村间谍的证据，又听到兴安区部队可能哗变的流言，生怕屯垦三团在日方的重压下无以应对，部队果真哗变。因此，王致中进门头一句话就是：“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紧接着，他又转达了荣臻的主意，能拿出证据，可以进行折冲外交，如果拿不出证据，就送关玉衡取道满洲里前去苏联。
闻听此言，一直担心丈夫安危的关玉衡妻子插了一句：“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但关玉衡却不愿采取“上策”，他坚定地说：“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阳，如果（日本）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后，关玉衡的许多老友也劝他出国避避风头，但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日本间谍到我防地侦察破坏，我处死他们没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了死的准备！”
这时的关玉衡还没有意识到，日军不仅仅是蛮不讲理，而是蓄谋已久，不管他是否出面对质，不管证据是否有力，对方迟早都会挑起战争。
他也不知道，自己决定去沈阳对质的同时，铁了心借机挑衅的日本却在外交上步步紧逼，林久治郎一天之内竟然三次向荣臻提出“抗议”，要求交出关玉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荣臻迫不得已，只好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领一团宪兵，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没过几天，沈阳城里开始流传：关玉衡已被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紧接着，日本新闻记者纷纷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关玉衡的下落，沈阳城里的日本浪人也不安生，一次次地跑到某监狱去闹事，扬言要亲自惩戒关玉衡，为中村“报仇”。
这些日本人根本没想到，此时的关玉衡正悄悄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家里。原来，陈兴亚一行大张旗鼓的“拿办”，只是做给日本人看的，他们尚未抵达屯垦三团时，王致中已经带着关玉衡到了沈阳。抵达沈阳的当晚是9月16日，荣臻、关玉衡、王致中等人同坐一席，关玉衡将中村事件的前因后果面对面详细汇报给荣臻，也是在当晚，荣臻亲眼见到了张学良从北平派人送回的中村间谍活动的铁证。为防止关玉衡被日本人暗杀，晚饭后，荣臻安排关玉衡住进了李香甫的私宅，李宅前面是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相对安全一些。
第二天，荣臻奉张学良之命答复林久治郎：经调查中村案，现已将兴安区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之处理。随后，手握中村间谍活动证据的荣臻，正式开始与林久治郎进行中日谈判。
直到此时，包括张学良、荣臻等人在内的东北当局，还幻想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然而，他们万万没料到，就在谈判过程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最后一次谈判
9月18日下午，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林久治郎与荣臻就中村事件展开会谈。时任东北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的李济川回忆：“因事机秘密，林久治郎会说中国话，这次会谈没有译员。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臻）、林（久治郎）和我。”
一开始，荣臻曾想让关玉衡出面对质，但一提起关玉衡，林久治郎的态度就极其恶劣凶狠。荣臻只好将关玉衡的书面抗议拿出来，林久治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荣臻将从中村身上搜出的军用地图等证物亮出，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李济川记得，林久治郎看到这些物证时，精神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后，林久治郎静下来，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我们的军人也很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谈判顿时陷入僵局，林久治郎生气地转身而出，临走还威胁说：“中日友好关系的破裂，我不能负责。”
不过，据关玉衡回忆，林久治郎后来又返回了长官公署，重新谈判。即便已经看到了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返回谈判桌的林久治郎依然强硬地提出了四项条件，并且，每一项条件后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内容：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臻阅毕四项条件，称“得请示，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至此结束。
18日当天，荣臻甚至还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关玉衡：“关于对您的处理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李香甫当时在场，对关玉衡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
话没说完，就有宪兵进来报告说，早上见到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日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时，不管是李香甫，还是关玉衡，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布告和近几天日军的种种表现一样，都是故意麻痹国民政府而已。
两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的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满面微笑，对记者说：“想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若干累积的满蒙问题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
然而，重光葵的声明不过24小时，林久治郎和荣臻的最后一次谈判后不过几个小时，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个多月内全境沦陷。而关玉衡留在东北的亲人和东北百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惨遭日军蹂躏。
值得庆幸的是，9月20日拂晓，关玉衡乔装打扮，顺利躲过了日军的搜捕，乘火车抵达北平。为抗击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后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1932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建立开鲁后援会和义勇军，战斗在抵抗伪军的前线。1936年，关玉衡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陕西省横山县县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与我党联系密切。因为他的爱国抗日行动，周恩来曾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令人心痛的是，亲日分子何应钦等人后来竟指责关玉衡，说什么处死中村震太郎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网络上依然有类似的言论：“中村事件如果处理妥当了，‘九一八’事变是否就不会发生？”殊不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早已说过，关东军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开始策划“九一八”事变。侵略者早就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所谓的“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战争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时至今日，中村事件已经过去了86年，在当年事件的发生地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中村事件展览馆正在筹建。即将建成的展览馆，记录着中村事件的前前后后，也记录着关玉衡和中华民族的众多热血儿女一起，不屈不挠抵抗日寇14年的历程。它更警示我们，莫忘历史，时刻铭记曾经弱国的耻辱外交，铭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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