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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谍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个借口

杨丽娟

2017年09月05日13:42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中村谍案

手表泄密

中村一行被秘密处决后的半个月,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7月中旬。从1984年开始就致力于搜集中村事件历史资料的冯学忠告诉记者,日本方面最早察觉到中村震太郎的行动可能出现异常的,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片仓衷大尉。

1931年9月19日,日军在沈阳城墙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关玉衡与长子关松军夫妻及长孙。

东京《日日新闻》关于中村事件的报道。

“九一八”纪念碑。

原来,中村震太郎进入兴安一带刺探情报之前,就是片仓衷接待的他。出发前,双方约定了一个日期,到时片仓衷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接应中村等人。谁知,约定的日期已过去了好久,一直到7月18日,片仓衷也没有在王爷庙找到中村的踪迹。他感到情况不妙,就前去哈尔滨向关东军特务机关汇报。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一行,正在东北参加所谓的“北满参谋旅行”——这已是他们的第三次“参谋旅行”,说白了,其实就是侵华前的军事情报侦察和搜集。这一次,他们到达黑龙江省昂昂溪时,正好遇到井杉延太郎的妻子、昂荣旅馆的女主人,她告诉板垣和石原,自己已与井杉失去联系将近一个月,请求关东军协助寻找。

多条线索汇在一起,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个情报机关迅速开始了寻找中村下落的行动。

不久,日本在齐齐哈尔的一个情报联络点——朝日旅馆兼妓院的女特务植松菊子,从一名嫖客口中探听到风声,说是前不久两个日本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蒙古人被屯垦军杀害了。这个嫖客还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中村的手表就在屯垦三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手中。

原来,中村被处决当晚,手表掉在地上后,李德保恰好前去送夜餐,心中贪念闪过,竟然随手捡起手表装入了自己的口袋。后来为偿还赌债,他又把手表抵押在王爷庙的一家当铺。

贪财的李德保全然不知,这块手表并非一块普通手表。“这种手表是日本厂家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高级手表,表的全部机件全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所以被称为‘三道梁’手表。”冯学忠解释说,“三道梁”手表通常不会在日本市场上流通,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

植松菊子的情报传到关东军特务机关,特殊的“三道梁”手表自然成了关东军搜寻的重要目标。那么,王爷庙当铺里的手表又是如何被日军拿到的?

董平舆的回忆中只简单提了一句:“中村被扣后,他所戴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而根据关玉衡的长子关松军在1998年接受冯学忠访谈时的说法,手表被日军获取的关键,竟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设的陷阱。

据说,李德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为此,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派出了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原是满清肃亲王善耆的女儿,辛亥革命后被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川岛芳子,成年后长期为日本做间谍,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及成立“伪满洲国”,都不乏她的身影。

接到土肥原贤二的命令后,川岛芳子便通过朝日旅馆的老板和之前透露消息的嫖客,将李德保引到旅馆内。李德保哪里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几杯酒下肚,便把屯垦三团处决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酒足饭饱之际,川岛芳子骗李德保说,自己从南满带了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要发大财的李德保马上就说要全部买下,只是随身带的钱不够。川岛芳子装作无意道,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保当即拿出了一张当铺的契票……

就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凭借川岛芳子骗到手的契票,从当铺赎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表。而自以为天降横财的李德保,当晚就被川岛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

见到手表的土肥原贤二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只是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如今,有了“三道梁”手表在手,中村之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至于中村等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到底因何而死,从来就不是他关心的内容。

据关玉衡回忆,土肥原贤二还执意亲自到兴安地区勘察,名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证据”,实则到处煽风点火,甚至意欲勾结蒙古贵族。只不过,由于屯垦军严阵以待,土肥原贤二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就灰溜溜地中途折返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和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决定,他们要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控制舆论。

倒打一耙

1931年8月的沈阳城,中村震太郎失踪之事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也趁机到处寻衅滋事。在没有找到中村等人尸体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东北经办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视听、造谣中伤的消息,诸如“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所杀”,“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之类。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声明对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行只字不提,反而倒打一耙,故意歪曲事实,言之凿凿地声称“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的军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分别指使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一再向东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尽管东北当局多次驳斥,兴安屯垦区自成立开始就谢绝一切外国人入内,但林久治郎依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要求中国方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罚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而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紧紧抓住中村事件这一“天赐良机”,渲染事件、煽动民众、鼓吹战争的闹剧此起彼伏。

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8月18日的报道,就在8月17日日本公开所谓“中村大尉遇害”消息当天,中村震太郎的岳父、预备役少将羽入三郎便搂着中村的孩子,对记者发表了一番“痛彻心扉”的谈话,“为国捐躯是军人的生平夙愿,遗憾的是并非战死疆场,尤其是想到被中国兵折磨杀死,想到当时瞬间所受的痛苦……一见到对那些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的这个孩子,一边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一边扳着手指计算日子盼望着的样子,就感到十分可怜。”末了还不忘对媒体呼吁,希望能给中村“报仇”。

以中村事件为借口,东京等地的军官为中村震太郎举行了远超过正常规模的葬礼。不久,日本又将中村事件改编成电影,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在影片中竟然完全被塑造成“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在种种鼓吹和煽动下,日本军人纷纷走上街头、学校、工厂、村镇,采取各种宣传形式鼓吹扩军备战,叫嚷要为中村“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荣誉和生命线”。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驻扎在八日市的日本空军,利用飞机在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城市的上空投放传单。传单图文并茂,标题是《醒来吧!同胞!重视我们的国防!》,图上却赫然画有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地图上还公然画了一面日本国旗,旗上写道:“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9月4日,日本陆军省公开宣布:“如不迅速解决‘中村大尉遇害事件’,则采取第二第三种手段,根据近10天的发展,陆军也可能单独采取某种强行手段。”9月8日,就连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报复行动”。力主武力解决的陆相南次郎甚至表示,“已抱最后决心”,“已有最后准备”,俨然已经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折冲外交

就在日本方面大肆炒作舆论时,关玉衡此前托人转呈给张学良的快邮,终于收到了回复,张学良在电报中指示:“妥善灭迹,做好保密。”有了这封电报,面对日本方面的来势汹汹,关玉衡沉着冷静,毫不慌张,一方面请还在北平的张学良退还中村间谍的证据,以便日后更好地与日方交涉;一方面寻找机会,向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在北平养病期间,由荣臻代理东北军副司令长官职务)报告中村事件的内情。

9月10日,东北军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来到了屯垦三团关玉衡处,他是受荣臻的委托,以私人名义和关玉衡商议中村事件的应对之策。

当时,荣臻尚未见到中村间谍的证据,又听到兴安区部队可能哗变的流言,生怕屯垦三团在日方的重压下无以应对,部队果真哗变。因此,王致中进门头一句话就是:“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紧接着,他又转达了荣臻的主意,能拿出证据,可以进行折冲外交,如果拿不出证据,就送关玉衡取道满洲里前去苏联。

闻听此言,一直担心丈夫安危的关玉衡妻子插了一句:“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但关玉衡却不愿采取“上策”,他坚定地说:“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阳,如果(日本)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后,关玉衡的许多老友也劝他出国避避风头,但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日本间谍到我防地侦察破坏,我处死他们没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了死的准备!”

这时的关玉衡还没有意识到,日军不仅仅是蛮不讲理,而是蓄谋已久,不管他是否出面对质,不管证据是否有力,对方迟早都会挑起战争。

他也不知道,自己决定去沈阳对质的同时,铁了心借机挑衅的日本却在外交上步步紧逼,林久治郎一天之内竟然三次向荣臻提出“抗议”,要求交出关玉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荣臻迫不得已,只好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领一团宪兵,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没过几天,沈阳城里开始流传:关玉衡已被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紧接着,日本新闻记者纷纷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关玉衡的下落,沈阳城里的日本浪人也不安生,一次次地跑到某监狱去闹事,扬言要亲自惩戒关玉衡,为中村“报仇”。

这些日本人根本没想到,此时的关玉衡正悄悄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家里。原来,陈兴亚一行大张旗鼓的“拿办”,只是做给日本人看的,他们尚未抵达屯垦三团时,王致中已经带着关玉衡到了沈阳。抵达沈阳的当晚是9月16日,荣臻、关玉衡、王致中等人同坐一席,关玉衡将中村事件的前因后果面对面详细汇报给荣臻,也是在当晚,荣臻亲眼见到了张学良从北平派人送回的中村间谍活动的铁证。为防止关玉衡被日本人暗杀,晚饭后,荣臻安排关玉衡住进了李香甫的私宅,李宅前面是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相对安全一些。

第二天,荣臻奉张学良之命答复林久治郎:经调查中村案,现已将兴安区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之处理。随后,手握中村间谍活动证据的荣臻,正式开始与林久治郎进行中日谈判。

直到此时,包括张学良、荣臻等人在内的东北当局,还幻想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然而,他们万万没料到,就在谈判过程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最后一次谈判

9月18日下午,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林久治郎与荣臻就中村事件展开会谈。时任东北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的李济川回忆:“因事机秘密,林久治郎会说中国话,这次会谈没有译员。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臻)、林(久治郎)和我。”

一开始,荣臻曾想让关玉衡出面对质,但一提起关玉衡,林久治郎的态度就极其恶劣凶狠。荣臻只好将关玉衡的书面抗议拿出来,林久治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荣臻将从中村身上搜出的军用地图等证物亮出,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李济川记得,林久治郎看到这些物证时,精神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后,林久治郎静下来,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我们的军人也很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谈判顿时陷入僵局,林久治郎生气地转身而出,临走还威胁说:“中日友好关系的破裂,我不能负责。”

不过,据关玉衡回忆,林久治郎后来又返回了长官公署,重新谈判。即便已经看到了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返回谈判桌的林久治郎依然强硬地提出了四项条件,并且,每一项条件后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内容: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臻阅毕四项条件,称“得请示,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至此结束。

18日当天,荣臻甚至还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关玉衡:“关于对您的处理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李香甫当时在场,对关玉衡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

话没说完,就有宪兵进来报告说,早上见到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日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时,不管是李香甫,还是关玉衡,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布告和近几天日军的种种表现一样,都是故意麻痹国民政府而已。

两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的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满面微笑,对记者说:“想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若干累积的满蒙问题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

然而,重光葵的声明不过24小时,林久治郎和荣臻的最后一次谈判后不过几个小时,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个多月内全境沦陷。而关玉衡留在东北的亲人和东北百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惨遭日军蹂躏。

值得庆幸的是,9月20日拂晓,关玉衡乔装打扮,顺利躲过了日军的搜捕,乘火车抵达北平。为抗击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后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1932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建立开鲁后援会和义勇军,战斗在抵抗伪军的前线。1936年,关玉衡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陕西省横山县县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与我党联系密切。因为他的爱国抗日行动,周恩来曾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令人心痛的是,亲日分子何应钦等人后来竟指责关玉衡,说什么处死中村震太郎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网络上依然有类似的言论:“中村事件如果处理妥当了,‘九一八’事变是否就不会发生?”殊不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早已说过,关东军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开始策划“九一八”事变。侵略者早就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所谓的“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战争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时至今日,中村事件已经过去了86年,在当年事件的发生地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中村事件展览馆正在筹建。即将建成的展览馆,记录着中村事件的前前后后,也记录着关玉衡和中华民族的众多热血儿女一起,不屈不挠抵抗日寇14年的历程。它更警示我们,莫忘历史,时刻铭记曾经弱国的耻辱外交,铭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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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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