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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穿“铁桶”——促使红军提前长征的绝密情报

董少东

2017年09月19日08:38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凿穿“铁桶”

▲1956年,项与年(左)与莫雄重逢时合影。

▲地下党员张育民在南昌开设西医诊所,作为中央特科与莫雄的秘密联络站。

▲1934年时的莫雄。

莫雄的公文箱,“铁桶计划”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带下庐山。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岌岌可危。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血战一年,未能完全抵挡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军四面蚕食着红色的土地,一步步迫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

就在蒋介石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之时,这份绝密的作战计划却送到了中共中央手中。千钧一发之际,中央果断决定: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出发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个月左右。

回看长征出发时的历史,其凶险和惨烈至今令人心惊。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浴血湘江,总兵力从8万人锐减至3万人。幸而,中共中央还在,红军主力还在,中国革命的火种还在。

如果没有那份在“铁桶”完成合围之前送出的绝密情报,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在长征突破乌江天险后曾感慨:“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搞情报的同志”,指的是屡立奇功的隐蔽战线,当然包括搞到蒋介石“铁桶计划”的同志。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一个是并非共产党员却被称为“共产党的老朋友”的国民党少将莫雄,一个是功勋卓著的隐蔽战士,真名隐于历史几十年的项与年。

堡垒重围中的中央苏区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人。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南昌行营”,亲自坐镇,指挥本次“围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等十省和上海、南京、武汉三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宜,权力极大。

也正是在这前后,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了中央苏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十分信赖李德,将军事大权交给了李德。李德指挥的特点,是拘泥于教条,并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据当时给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回忆:“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1933年9月至11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瑞金北边的要地黎川鏖战,由于死守黎川,致使黎川失守,后多次战斗未能收回。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失利。

同年11月,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迅即抽调“围剿”部队讨伐第十九路军,后者在1934年1月被击败。随后,蒋介石调整“围剿”部署,卷土重来。

这一次,蒋介石有了一位德国“高参”。前全德陆军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上将受邀来华,正式担任了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

传统的说法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将苏区红军置于死地的堡垒战决策,主要出自赛克特的建议。当时正在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遥控指挥的王明是这样认为,直接指挥红军作战的李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这么回忆,包括斯诺、索尔兹伯里等一大批外国记者在著作中也是这样写。

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就特意加注了这样几句话:“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不过,此说被很多历史研究者否定。

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就在其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文指出: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被毛泽东“点名”的原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岳,后来也曾专门撰文《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回忆此事。

“堡垒政策”要求国民党军“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据国民党当时资料中的统计,从1933年开始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其碉堡总数即达14294座,形成了“滴水不漏”的“铁桶阵”。

且不说蒋介石政府的“堡垒政策”是不是出自德国人赛克特,在红军这方面,另一个德国人李德,必须要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负主要责任。

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

此时,中央红军兵力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博古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李德更是用军事教条主义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敌又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只剩下七八个县城。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

“堡垒政策”的目标几乎就要实现了。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最后“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30多道铁丝网,构成严密火力网,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

庐山军事会议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他信心满满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在场的200多名国民党将领个个摩拳擦掌,唯有一人,外表慷慨激昂,心底却为红军的命运焦急万分。他就是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大哥”

“庐山已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牯岭,这是一个圩场,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圩场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牯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在莫雄的回忆录中,这场关键的国民党军事会议,伴随着一片肃杀之气。

这次会议有两百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负责具体事项。莫雄作为国民党军少将参议、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原本不够格参会,但是一来莫雄管辖的赣北第四行署是德安地区,庐山正在其中,二来莫雄与蒋介石关系特殊,所以被破格特邀参加。

莫雄与蒋介石颇有渊源,他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但是两人的关系绝不止“恩情”。

莫雄生于1891年,广东英德人,贫苦出身,早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

1922年北伐军兴师讨伐军阀吴佩孚时,蒋介石时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留守工作。一次,桂林附近山区“土匪”万余人包围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在城中,慌忙拍电报向粤军第四独立旅求援,莫雄时任该营营长,带了两个营,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这是他与蒋介石结下非凡交情的开端。

刚认识蒋介石的时候,莫雄对他颇有好感。莫雄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指蒋介石)赢得了众多革命党人的信任,甚至尊重,认为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将才。”但是,蒋介石很快表现出了反复无情的政治手腕,让这位极重义气的“莫大哥”对其离心离德。

192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后,粤军一些中高级军官受牵连,蒋介石趁机逼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下野,夺得兵权。当时莫雄已是粤军中将师长,所属部队被蒋介石以“反革命军队”的罪名缴械,莫雄被迫逃往澳门。此后,莫雄由先前的对蒋介石有好感,变成政治上完全不再信任蒋介石,这也是他日后向中共情报组织靠拢的基础。

1930年年底,莫雄在上海见到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谋了个“财政部视察”的挂名闲差,每月有300元高薪,基本处于赋闲状态。

赋闲上海期间,莫雄偶遇了他在粤军时的旧部刘哑佛。

刘哑佛是鲁迅先生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的哥哥,中共地下党员。1925年莫雄任粤军十一师师长,与刘哑佛相识。他当时并不知道刘哑佛的真实身份,但是觉得刘哑佛“头脑清醒、新颖,思想进步”,于是委任他为师政治部主任。只是共事不到一个月,这个师就被蒋介石缴了械,两个人自此分别。

上海重逢,莫雄和刘哑佛自是欢喜。了解到莫雄的境遇和思想状况后,刘哑佛认定他是争取对象,这才向他表明了身份。经刘哑佛介绍,莫雄又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中央特科搭上线,成为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莫雄回忆:“他们(指中共党员)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打败了十四国联军的侵略的情况,并向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莫雄的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向严希纯提出要求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希纯传达了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克农的意见:“你(指莫雄)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

莫雄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一直暗中帮助共产党,但终生未加入共产党。

此后数年,莫雄几次公开、暗中反蒋,却没有招致大祸,只是在官场、军界几经沉浮起落。而这位一身江湖气的“莫大哥”,结交甚广,人脉极深,总能有朋友在关键时刻提携帮衬。

1933年底,莫雄受中央特科派遣,到江西投靠当年的小兄弟薛岳。薛岳此时是江西“剿共”部队第二路军总指挥,蒋介石得力干将,正春风得意。他让“莫大哥”在第二路军南昌办事处挂个单,又是一个只领薪不干事的闲职。

没多久,莫雄在南昌遇到了故交杨永泰。杨永泰是蒋介石高级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他保荐莫雄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蒋介石签发了委任状。

相对于莫雄的资历背景,这个职务虽不显赫,但属地重要,管辖着蒋介石极偏爱的庐山,且接近中央苏区,“剿共”责任很大。

粤军出身,非蒋嫡系,又有多次反蒋历史,莫雄何以得到蒋介石的委任?莫雄在回忆录中说:“在私交方面,我与蒋氏表面上是较融洽的,我每次去见蒋,侍从室的人极少刁难。”而据莫雄之子莫栋梁分析,“在蒋介石的眼里,莫雄就是一介武夫,能打。在粤军的时候,蒋介石和他合作过,几次硬仗都打下来了。但他不知道我父亲思想的变化,以为这些人是没有脑筋的。”此前,莫雄在宋子文手下曾担任税警总团团长,在淮徐地区成功剿匪。此事令蒋介石印象深刻,也是他被任命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他把一个共产党的朋友派到了“剿共”一线;更不会想到,这个以“剿共”为任的保安司令,居然把一队共产党人堂而皇之地招致麾下。

“铁桶计划”

牯岭军事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甚至连《蒋介石年谱》中也没有具体提到这次会议,只粗略记载,在1934年9月20日之后的秋天,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与杨永泰等人离开庐山去武汉视察。

牯岭军事会议的具体日期很难查实,莫雄口述回忆录时已是几十年后,他对时间的记忆也有些模糊:“1934年10月初(一说9月下旬),我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不过,会议传达的“铁桶计划”给莫雄带来了极大震撼,因而对其内容记忆深刻。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每份会议文件都打有蓝色的“极机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

除了前文所述150公里半径的包围圈外,蒋介石还有详尽、狠毒的最后决战计划:一俟包围圈完成,各“围剿”部队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

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1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莫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莫雄深知其中利害,牯岭军事会议一结束,他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

已是掌灯时分,莫雄一进司令部大门,就传令召集司令部几个核心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开会。这几个人,无一例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哑佛,这时的身份是赣北第四行署专署主任秘书;“剿共”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是卢志英、情报参谋是项与年,都是莫雄在上海时直接接触的中共地下党员。

原来,蒋介石在给莫雄签发委任状的时候,为表示信任,还让杨永泰给了他行署和司令部的两份空白组织表以及三千元大洋,任由他自己找人“搭班子”。

此举正合莫雄之意。他表面上还冲杨永泰发牢骚:“让我当两个官,可是一个人也不给我。我在南昌一个人也没有,要找得到上海去找。”杨永泰自是满口应允。

莫雄回到上海,马上联系了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上海地下党组织依计而行。据莫雄回忆,他的赣北第四行署和保安司令部里,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了十几人。由于年代久远,他只记得接触时间较久、关系密切的几个人的名字。不过,这个国民党行政和军事体制内的机构,事实上主要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

中共隐蔽战线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过无数传奇,但是像赣北第四行署、“剿共”保安司令部这样,几乎核心岗位都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完全掌控“剿共”的情况,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莫雄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当地红军伪装被莫雄“击溃”,实际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当“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还通报表扬了莫雄:“传令嘉奖,考成第一”。莫雄被特邀出席牯岭军事会议,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剿共”得力。殊不知,那些“捷报”是莫雄和红军演的“双簧”。

结果就是,牯岭军事会议散会当晚,“铁桶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手中。

在保安司令部办公室,莫雄把文件交给刘哑佛、卢志英和项与年细看。从他们当时的反应,也看出这个计划的可怕。“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莫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随后,这份“铁桶计划”被紧急送往中央苏区的党中央。

《莫雄回忆录》中关于送情报的说法是:“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

莫雄没有亲自参与送情报,这段回忆写得很简单。实际上,那是另一番惊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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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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