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的推选

一大会址

党的十八大代表闫文静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拥有96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是新的历程、新的考验、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李颖研究员，与我们一起走近党代会，回顾党代会的历史，总结党代会的作用，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

　　一大的13位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法、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大会。

　　接到开会通知后，除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积极响应，推派代表。由于当时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特点也不尽相同，党的活动又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刘仁静则在1921年6月底才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随后，刘仁静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后来回忆说：“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离开后不久，他们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陈公博在1944年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赴上海参加会议。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向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发了信。这时，施存统到日本时间不长，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除陈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是黄绍兰，约有学生100人。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了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

　　至此，13位代表会聚于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就要发生了。

　　三大代表的分区推选和秘密赴粤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后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3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党在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带着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投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也称国民革命）运动。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各地按中央的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进行大会代表的推选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四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员会。各区委员会都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选派代表参加三大。

　　据当时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1923年5月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来信，内容是关于召开三大的问题，要求北方区按照中央的规定选派代表参加。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并向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党支部下达通知，说明中央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各支部重视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产业工人区都要派人参加。

　　中央规定参加三大的条件是：第一，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要都来；第三，工运负责人。

　　罗章龙回忆说，中央关于召开三大的通知文件到达后不久，“中英”（中央代号）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他。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工作，并要求李大钊和罗章龙前去参加三大。最终，北方区委选出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共青团组织也派出负责人参加，这是全国各区派出代表人数最多的。

　　其他区也或指定或通过选举，派出了代表。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中央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

　　在党的三大前，全国各地共推选代表40名。马林在1923年6月2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

　　三大代表选出后，分批秘密赴粤。以北方区委为例，选出的12名代表分三批走。为了保密，不坐同一条船，不乘同一趟车，不同一天走，但时间相隔不远。路线是由北京坐火车经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广州。和罗章龙一起坐船的有湖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项英。到广州后，罗章龙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其他代表则由广东区委派交通员带到指定的地点居住。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叫“管东渠”。罗章龙回忆说：“我们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有时在谭平山家，有时在广东区委，有时在马林家，有时在其他地方。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住在代表宿舍，每次开会都是有人带路。其他代表则住在代表宿舍。”

　　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也较详细地回忆了他们一行六人赴广州参加三大的过程。他说：“我和王振一从上海坐船到广州去开会，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共六人。于、金两人是自己出的路费。记得当时于树德没有钱，急得没办法，我给他出主意，让他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记得在香港和李大钊上岸去还喝了一点酒。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这时，天气已经很热，街上卖荔枝的很多，价钱很便宜。到广州后，广州党组织派人来接我们，是在长堤码头。因为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没用介绍信。我们都没有带行李，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一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休息了两天才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