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2】

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齐聚武汉

1927年4月27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15天，党的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

“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北方、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 11个地区、省的正式代表共 82名，其中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李维汉、项英、张国焘、彭述之、邓培、方志敏、张太雷、王荷波、朱锦棠、罗章龙、毛泽东、苏兆征、陈乔年、陈延年、彭湃、李立三、陆沉、郭亮、易礼容、陈佑魁、邓中夏、黄锦辉、刘少奇、陈潭秋、恽代英、王若飞、李震瀛、罗亦农、张佐臣、庄文恭、杨培森、王根英、郑复他、林钧、顾顺章、黄平、潘心源、尹宽、郑超麟等，代表全国党员 57967人。党的第四届中央 9名委员中，只有 1人没有到会，他就是李大钊。此外，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未能到会，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杀害。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

虽然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紧急关头，但当时武汉政府还未公开叛变，因此党的五大还是开得比较从容。

会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 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校长王觉新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与会代表。据参加会议的郑超麟回忆，他这一天，“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老汤曼，曾见过马克思，当时他还是小学徒哩，如今头发都白了。他不懂法国语。鲁易（即罗易——引者注）懂得法国语，多里奥自然懂得。到武昌汉阳门起坡，雇了黄包车去第一小学，那时正在拆城，砖头满地，黄包车不好，老汤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车，擦破了手腕一块皮。”［1］

开幕式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徐谦，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领了一支纠察队进会场行礼。国民党方面，除徐谦外，谭延闿、孙科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没有讲话。

大会主席团成员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苏兆征、顾顺章、李维汉、张金保等 15人。郑超麟回忆说：“选举主席团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宣布开会后，湖北省代表团主席罗章龙就站起来提出主席团名单。我不记得人数和人名，但记得除陈独秀外都是反对派（即反对陈独秀的人），一切忠实执行上海中央路线的人都不在名单之内。这个名单通过了，蔡和森当选为大会秘书长。”［2］在这 15人中，除一般熟悉者外，顾顺章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是在上海享有较高声誉的工人领袖，此人后来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后叛变投敌。李维汉则是以湖南省委书记身份 ,领导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而引人注目。

五大是秘密的，就是说不许报纸登载的。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或是共产党员当编辑的，或是受共产党指挥的。后来，有一个报纸，因为透露了党的五大召开的消息，受了处罚。之所以要保密，一是避免加重武汉政府“赤化”的色彩，二是防备反动派袭击。而且，武昌开大会也带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天，第一附小就没有代表的踪影了。此后，会场就移到汉口，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

4月29日起，党的五大的正式会议继续在汉口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汉口自治街 31号）举行。黄陂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1927年李立三等在武汉。左起，后排为许白昊、李立三、李维汉；中排为张昆弟、李一纯；前排三为朱少连，六为向忠发

公的地方，油印也在里面，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门外的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练机关枪。

主席台上，并列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大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教，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当时台下的座位都坐满了，约有二三百人，其中有很多穿军服、扎皮带和裹绑腿的人。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据参加会议的杨之华回忆，陈独秀“穿着长衫，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讲得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

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译成中文有几万字。报告共分 11个部分，即“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陈独秀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党的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统阐述了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针及其得失，尤其对诸如三二○事件、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三二○事件，他说：“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

关于北伐，陈独秀说：“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3］整体看来，陈独秀的报告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问题，基本都是一带而过，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他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他的检讨也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

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非常不满意。会议休息的时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着说声：“糟糕！”许多代表纷纷发言进行批评，会议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