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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永远的榜样》连载

第五章 人民的“总服务员”【4】

李洪峰

2018年04月11日08:2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这里,是几个关于周恩来照相的故事。

中国照相馆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这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这家照相馆技术高,服务好,所以生意特别兴隆,南来北往的人们都愿意在这儿拍照。1956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在等候拍照。忽然,一个人走了进来,啊!是周总理,大家纷纷向他问好。周恩来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进照相室。照相室里有一位战士,正摆好姿势准备照相。他一眼看到周总理,马上敬礼,一定要让总理先照。周恩来说:“你先照,我等一下没关系。”那战士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同他握手、攀谈,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队,战士一一回答以后才依依告别。给总理照相,这家照相馆还是第一次,摄影师有些紧张。周恩来说:“不要紧张嘛,一切听你们的。”他坐在那里,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移动着脸和身体的位置。照了半身相,又照全身相。摄影师想多拍几张以便选取最好的作品。“总理,您的右手是不是放下来?”摄影师说。周恩来笑了:“我的右手受过伤,放不下来呀!”“啊,真对不起!”“没什么!”照完相,周恩来同摄影师和助手握手,连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照相馆的全体职工,精心冲洗拍好的照片,还特意挑选了其中的半身相底片放大了四张,代表全店职工赠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这照片非常满意,他派人送来四张照片的钱款,还特意送给摄影师和职工每人一张照片,作为纪念。这张照片,在周恩来逝世以后,被放大了挂在他的追悼会会场上。如今,几乎全世界都熟悉这张照片了。在照片上,周恩来亲切地微笑着望着每一个人。

1961年4月15日到西双版纳景洪。午饭后,周恩来接见州县干部,在合影留念时,西双版纳报社25岁的刀维汉因既兴奋又紧张,慌乱中相机刚照了一张就出了故障,片子卷不过去。此时,其他记者都已经拍摄完毕,仅剩小刀一人在满头大汗地修相机。州委领导考虑到周恩来马上就要乘车返回思茅,就请他去休息,但周恩来没有动,亲切地注视着身穿傣装的刀维汉对大家说:“同志们,等一等,他是年轻的傣族记者,给他个锻炼机会,让他照几张吧!”西双版纳4月的中午,骄阳似火,周恩来在炎炎烈日下站着等了好一阵,直到小刀将相机修好,照完相后才离去。

1973年1月9日,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乔·洛迪想给周恩来拍照。当他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时候,他被深深感动了:“他的微笑,他的高雅气质,他的沉着稳重和高大形象立刻打动了我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有涵养而且高雅的人,他的确懂得预知未来,预知自己的国家。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认为,如果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国家的舵手的话,周总理则凭他的勇气为这个国家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在他接近周恩来的时候,他说:“总理先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撒了谎,我向别人谎称没有带照相机,但实际上我带了。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能为您拍一张照片,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给您拍照了。”周恩来看了看焦尔乔·洛迪,幽默地说:“满头白发的人也会说谎吗?”“是的,总理先生,我是说了谎。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这是第一次请求您,耽搁您一小会儿时间让我为您照一张相。”周恩来对他笑了笑,说:“面对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我总是愿意的。”焦尔乔·洛迪让周恩来坐下来,拍下了第一张照片。但那时周恩来的眼睛几乎是往地上看,焦尔乔·洛迪认为这张照片不太好。于是,走近周恩来,对他说:“总理先生,我不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您能给我一个机会再为您拍一张照片吗?”周恩来同意了。当焦尔乔·洛迪正在取景时,周恩来的一个秘书从远处叫他,他的目光移向了远方,朝着中国的未来看去。就这样,焦尔乔·洛迪拍下了第二张照片。这张照片一发表,很快传遍了千家万户,曾被邓颖超赞为“恩来生前最好的照片之一”。

对革命先烈,周恩来一直念念不忘。

陈友才是战争年代周恩来的警卫参谋,抗战初期牺牲了。这件事情,周恩来一直记在心里。原延安地委书记土金璋回忆:1970年6月1日,邓颖超大姐到延安来,在宝塔山跟我说起这个事。她说:“金璋同志,我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我这次来的时候,总理跟我说,陈友才同志是替他死的,你要想办法把那个坟墓给找到。”这是周总理的指示,邓大姐转告的。我们就找过去在直属队的周恩来的警卫员,查资料,问群众。经过我们调查研究,还组织了几个人,基本上搞清楚了陈友才的坟墓肯定是在清凉山上。但是清凉山烈士的坟墓比较多,大致的位置大家讲是靠南边,到底是哪一座,说不清。1973年6月9日周总理来延安,他问我:“哎,我请大姐跟你说的那件事,你给我办得咋样啊?”我知道这就是问陈友才的坟墓找到没有。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他把当时的战斗经过,他怎么脱险,给我说了一遍。大姐说过一遍,恩来同志又亲自和我说了一遍。总理跟我讲,陈友才是替他死的。陈友才身上装着他的一个名片,他当时做交际和联络工作。陈友才穿的衣服比较整齐的,一身黑衣服,戴着一个礼帽,长得也很精神,结果敌人以为打死的就是周恩来,所以就没继续追。恩来同志讲:“敌人从西面那个沟翻过去,走了。他们都是长枪,我们都是短枪,敌人要是拿长枪射我,打我,我们也走不了。敌人要是追赶我,我们人少,武器只是短枪,也不好脱险。正因为敌人在陈友才身上找到了我的名片,所以没有追,陈友才是代替我死的。”土金璋感叹,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他的一个警卫参谋牺牲了这么多年,一直念念不忘。直到1973年,还那么认真地要把陈友才的坟墓给找到,这说明他的高尚品格,心中始终有他人,给人以非常深刻的教育。

周恩来和叶挺的友谊非比寻常。叶挺在同好友谈起周恩来时曾动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公也。”这些话语饱含了他对周恩来的全部感情。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想起了叶挺。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想喝六安瓜片茶。这并不是很有名的茶,工作人员奇怪,总理为什么忽然想喝这种茶?喝完茶,他才对工作人员说:“想喝六安瓜片,是因为想起了叶挺将军。抗战初期,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喝了这茶,就好像见到了叶挺将军。”听着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这样深情地怀念战友的话语,工作人员深深地为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所感动!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孩子,但他们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孩子。

原中顾委秘书长、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回忆:革命时期,红岩有个乐氏家族。我的儿子3岁,名字叫小乐天,是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起的。我保存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周副主席抱着我的儿子小乐天,旁边站着的是叶挺将军的小女儿扬眉;另一张是邓大姐抱着小乐天,周副主席在照片旁题了诗,写着“赛乐天题双乐天图”,他自称赛乐天。他们工作之余休息的时候,常常过来抱孩子玩一会儿。邓大姐说,这孩子爱乐,就叫乐天,他叫小乐天,我就是大乐天,所以周副主席自称赛乐天。诗是这样写的:

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

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

周恩来还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关怀备至。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教育、看护,并且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茹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挺不错嘛!”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北戴河外宾阅览室里,忽然电话铃响了。管理员小王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北戴河疗养所外事处的一位同志打来的,说是有位领导要看世界地图和其他一些书籍,请图书室的同志给送去。小王看了一下墙上挂的借书规定,又望了望窗外正下着大雨,就委婉地回答说:“图书室有规定,这些书不外借,如果需要请到图书室里来看。”小王放下话筒,又望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心想:这样的天气,一定不会有人来借书了。不一会儿,图书室的门开了,走进一个身材魁伟的人,手里拿着一把水淋淋的雨伞,裤脚已经湿透了。他走到小王面前,笑着向她借书。小王把书拿出来,抬头把这位同志仔细看了看,惊叫了一声:“啊,是周总理!”她赶紧把书捧给总理,后悔自己在电话里没有问清是哪位领导借书,早知道是总理,无论如何也要给送去。她望着总理,喃喃地表示歉意。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你把图书管理得很好嘛。有一套制度这很好,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情。无论什么人都应遵守制度。”说完,就拿起书坐在桌边认真地查阅起来。离去时,周恩来握着小王的手,再次说:“一定要办好图书室。”小王激动地表示:“听总理的话,改进工作,办好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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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田少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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