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家往事——“法国白求恩”贝熙业的中国足迹【2】

黄浩与夫人王佩芝。

1937年，贝熙业在宛平城发现了受伤的男子及其母亲。

贝熙业（背对镜头者）与八路军在一起。

用自行车运药的贝熙业。

本文图片由贝家花园提供，原片版权归让·路易·贝熙业所有。

自行车“驼峰航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震天的炮火中，贝熙业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为红十字会出力，救治中国难民。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1937年7月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他的义举：“使团全体医官，由贝熙业大夫代表来函，愿为红十字会服务，当经复函，表示欢迎。”

得到红十字会的回复，贝熙业立刻忙了起来，联络各家外国医院，救治伤病员。源源不断的伤员让他迫切地希望了解前线的情况，7月30日，他赶到法国使馆打听战况，恰好，一名武官正要去前线察看，贝熙业便与武官一同开车向宛平方向驶去。

一路所见，皆是逃难的人流，千疮百孔的城墙，熊熊燃烧的建筑……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贝熙业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这满目疮痍深深刺痛了他，而他能做的，只是忍痛救治沿途看到的受伤百姓。

一位男子伤得有些重，贝熙业不得不将他带回城里的法国医院，或许是想留下一些战争的记录，回城前，他在弹孔密布的城墙前为这名男子及其母亲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衣着普通的男子胸口有一片伤疤，左手虚掩着自己的腰，他的老母亲在一旁搀扶着虚弱的他。而在另一张拍摄于法国医院的照片中，仍然是男子和母亲站在一起，精神已经好了许多。显然，这名在炮火中受伤的男子被贝熙业从死神身边救了回来。

像这名男子一样幸运的中国百姓，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见多识广的贝熙业深知，仅靠个人的善举无法阻止侵略者的铁蹄，或许正因如此，当一位熟人找到他询问能否帮忙往“山那边”运药品时，贝熙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找贝熙业的人是黄浩。黄浩，原名黄宠锡，广东揭阳县顶埠村人。上世纪20年代，黄浩来到北平，先行医，后从事教育，并被推选为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他扶危济贫，在新街口一带享有颇高威信。他的夫人王佩芝擅长抽纱，开有一间挑补绣花工厂。“九一八”事变后，黄浩夫妇两个人积极宣传抗日，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5月，42岁的黄浩同一批爱国学生一起奔赴延安，途中遇见彭德怀，彭德怀为他题写了“坚持抗战到底”六个大字，但考虑到他的条件适合地下工作，便鼓励他返回北平。就这样，街坊们熟悉的黄浩长老多了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黄浩与贝熙业何时相识已经无从知晓，但1939年的黄浩显然已深知贝熙业的脾气秉性，认定他一定会为中国的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当时，北平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西山地区，但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根据地药品奇缺，尤其是西药。北平城内的黄浩一边通过各种渠道为根据地秘密购买药品，一边努力寻找一条联系根据地的安全通道。他想到了经常往返城内和西山之间的贝熙业，既是外国人，又有医生的身份，可谓运送药品的理想人选。

这天，黄浩敲开了贝熙业在大甜水井胡同的宅门，而贝熙业果然如他所料，义无反顾地帮忙开辟了这条药品生命线。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交通员、电影《地下尖兵》的编剧刘致祥曾写文章称，贝熙业是黄浩的朋友，经常用自己的汽车从城区运送药品器材到西山附近。贝熙业的司机梅筱山之子梅洪崑也曾回忆：“那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爸开车之前，总提溜一书包，那书包任何人不准动的。爸爸一出车……我妈说你又上哪去？他这么一比划（手势八），我以为弄钱去呢，后来长大了我才琢磨，这一比划意思是八路军。”

车子从大甜水井胡同出发，经过西直门岗楼，穿过海淀镇、贝大夫桥，直奔温泉镇，一路上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尤其是日军在温泉镇修筑的“胄乃城”，扼守城内到西山的交通要道，无论昼夜，过往人车都要经过层层盘查搜索。通常，日军并不会为难插着法国国旗、坐着法国医生的汽车，可一旦车里被日军发现帮助中共抗日的证据，无论是什么身份都难逃一劫。

贝熙业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却从未推脱过。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批批药品就在他的帮助下，经贝家花园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再翻过门头沟的妙峰山，最终输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

1939年初，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到冀中战地医院视察，得知许多来自德国拜尔的贵重药品是地下工作人员冒着极大风险从敌占区搞到的，不由地竖起大拇指，连连赞扬：“真了不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物资的掠夺，石油成为紧俏的战略物资，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他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北平人民八年抗战》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贝大夫在鹫峰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而他的看房人王岳川也恰好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十分劳累却从不叫苦……”

事实上，那时的贝熙业并非50多岁，而是年近古稀，从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到西山的贝家花园，行程也远不只数十里，而是40多公里。“那时城里到北安河是土路，北安河到贝家花园是山间小道，坑坑洼洼，泥泞不平，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张文大说，他常从市区到西山探访，最常用的交通方式是公交，即便如此，每次来回都是一次体力考验，“难以想象，一位快七十岁的老人是怎样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十斤重的药品一次又一次地走完了这段路程。”

二战期间，中国和盟军曾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空开辟一条空中通道，65万吨物资通过这条航线运往中国支援抗战，因航线沿途山峰如骆驼峰背一样起伏连绵，异常惊险，故被称为“驼峰航线”。半个多世纪后的2014年，贝熙业用自行车运送药品的这段路程，被访问法国的习近平主席称赞为自行车“驼峰航线”，足见其艰辛危险。

“一位中国爱国者”

运药，不是贝熙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唯一贡献。事实上，抗战期间，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进行着无声的斗争。

张伟告诉记者，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李石曾、贝熙业等人创办的中法大学中，就有不少师生经贝家花园转向抗日前线或后方根据地。日伪当局占领北平城后，要求各大中小学开设日语课、挂太阳旗、修改课本，还向各校派驻日本辅导官。时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麟玉和贝熙业、铎尔孟等法国校董商量后，借助法国驻北平领事的力量，坚决拒绝了日伪的要求。后来，中法大学被迫南迁，为保护校产不被日伪政权侵占，贝熙业、铎尔孟、李麟玉三人又分头行动，四处周旋，设法在中法大学原址成立了汉学研究所，铎尔孟担任所长，法国大使馆派了秘书负责行政事务。这个于风雨飘摇中艰难成立的研究所，最终成了一批中法学者在日伪时期继续独立研究的避难所。

1941年12月7日，日军轰炸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的英美人士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第二天，贝家花园来了几位英国人——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

和贝熙业一样，林迈可夫妇、班威廉夫妇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尤其是林迈可，他于1937年和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1938年夏天，林迈可曾前往冀中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还见到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将军和吕正操将军，甚至还获准参加了一次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这次经历让他深深为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所感动，回到北平后，就常常利用外国人的特殊条件为八路军做事。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早上，林迈可从电台广播中得到美日两国交战的消息后，当即驾着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撤离了燕大。战后，他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书中回忆那次逃亡：“汽车经过青龙桥，在不平的路上颠簸着，绕过温泉的日本岗哨不远，到达了黑龙潭，我们就弃车步行。我们雇了两三个农民挑夫，把我们的行李藏在他们的大筐中，进入了西山地区。我们先奔一位法国医生贝熙业先生在北安河的山上别墅，这位法国人曾为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士兵治过伤……”

其实，林迈可与贝熙业那时并不相识，但他显然听说过贝熙业帮助中国抗战的事迹，因此，他才敢在危急情况下投奔贝家。林迈可一行抵达贝家花园时，贝熙业正好不在家，管家王岳川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随后，林迈可告诉王岳川，他们急需贝熙业帮助联系八路军和根据地，林迈可回忆“管家一听，显出极其害怕的神情，他要我们赶快离开”。实际上，身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王岳川只是出于隐蔽战线工作特殊性而谨慎行事。在不能确认林迈可一行身份的情况下，王岳川先找来山下的交通员，将客人们转移到附近的另一位法国人兰荷海的别墅。随后，他悄悄向组织汇报，确认身份后，根据地派人将林迈可一行安全护送到了后方。一年以后，林迈可辗转抵达延安，担任无线电通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延安成功建起了大功率的国际电台。

1943年，老朋友黄浩暴露了，为逃脱日本宪兵的追捕，同样是经贝家花园，在贝熙业的帮助下奔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贝家花园实际上承担了北平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功能，当时中共的一个地下情报点就设在贝家花园往上100米左右的山上，为了迷惑日本人，贝熙业还给情报点送了一面法国国旗，让情报员挂在屋顶上。”张伟介绍说。他还在贝家的相册里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贝熙业和八路军站在一起，照片背面则是他的题字：1939，八路，北安河。

吴似丹的弟弟吴一九的回忆，也证实了贝熙业与八路军战士的直接接触。据吴一九说，贝熙业很信任吴似丹，让她帮忙动手术，取子弹、上药、包扎，“一共帮他手术动了七次，这七次都是帮游击队，八路军、游击队在那儿，因为妙峰山那儿属于共产党管的地方。”

如果说贝熙业免费为百姓医治，是出于人性的善良，那么冒着生命危险救治八路军、转移情报人员，无疑需要更伟大的情怀和勇气。他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但正如他曾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

遗憾的是，深爱中国的贝熙业，却没能在中国度过最后的人生。

贝家花园新生

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在中国与爱情相遇，他与28岁的中国女孩吴似丹登记结婚了。两个人悬殊的年龄，加上吴似丹不告而婚，一开始令吴家人有点生气，但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两个人的真挚情感。

吴似丹出生于北京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吴明远是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贝熙业曾担任过该银行的董事，因此两个人很早就相熟。据吴似丹的妹妹吴端华和弟弟吴一九回忆，1940年左右，吴似丹得了肺结核，贝熙业为她治病，两个人就此认识。当时吴似丹正在辅仁大学美术系就读，长于书画，酷爱戏曲，还懂点法语，这让喜爱中国文化的贝熙业十分欣赏。随着吴似丹的病慢慢好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渐渐萌发。吴似丹去西山写生之余，也开始到贝熙业的诊所学习护理技术，帮助医生救治病人。后来，贝熙业甚至让年轻的吴似丹帮忙管理家务。

抗战胜利后，贝熙业的两个女儿陆续返回法国。一天，年老的贝熙业突发心梗，倒在书房的地上，幸亏吴似丹及时发现，找来大夫给贝熙业紧急治疗，后又悉心照顾，贝熙业才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次意外让倾慕彼此已久的两人都下定了决心，举行了一次小小的秘密婚礼。1952年，他们前往民政部门正式登记，并邀请了20多位朋友聚会庆祝。

在焕然一新的北京城，贝熙业与吴似丹度过了两年浪漫而温馨的时光。可美好的生活总是太短暂，1954年，受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这对异国情侣不得不匆匆告别北京，登上去法国的轮船。回国后，贝熙业在新堡浴市一处跟北京西山类似的地方重新安家。1955年，吴似丹与83岁高龄的贝熙业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后来的小贝。1958年，贝熙业悄然辞世，吴似丹带着小贝独在异乡生活，与国内的联系越来越少，贝熙业在中国留下的足迹，仿佛随之消逝。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贝熙业和他的花园才重新被世人发现。

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主席开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中，由张伟起草报回国内的贝熙业经历，成为习主席在法国演讲中的素材，小贝作为中法友好人士被习主席接见，贝熙业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的事迹由此开始被中法两国人民熟知。

几天后，北京西山的贝家花园，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举行了开机仪式，小贝从法国赶来，第一次走进父亲曾经居住和工作的花园。当天，同为医生的小贝见到了父亲曾经治疗过的许多村民及后代，他也像父亲当年一样，给当地村民开展了义诊。

同一年的10月31日，“对流——北京西山中法文化交流史迹展”在西山的原中法大学附属中学旧址——北京市第47中学开幕。展览通过图片、实物等形式回顾了贝熙业大夫与贝家花园、铎尔孟与《红楼梦》、圣琼·佩斯与《阿纳巴斯》以及中法大学等历史，追溯了北京西山一带尘封的中法文化渊源。

在此之前的2011年，贝家花园已经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3年得到修缮。2015年，中法两国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授予贝家花园“中法人文交流基地”称号。2016年4月，重新修复的贝家花园正式开放，作为北京西山中法文化风情带的一处独特风景和核心景观，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对贝熙业及中法历史感兴趣的游客。据贝家花园园长徐之波介绍，花园开放以来，已经累计接待了上万名中外游客。

如今，贝熙业和他的朋友们书写的中法交流历史已被人们熟知，以历史佳话为桥梁，西山一带新的中法合作篇章还在续写。除了修复贝家花园、圣琼·佩斯遗址等组成的西山中法文化风情带外，2017年秋天，位于海淀区的原北京市温泉第二中学变更为了十二年一贯制的北京中法实验学校，开始在全区范围招收中法双语项目的实验班学生，学校由海淀区和法国凡尔赛学区合作，法国方面派驻了专门的法语老师，未来学生还有机会到法国交流。几年来一直努力探寻、重现这段历史的张伟和贺洁相信，这是对贝熙业和他的中法朋友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