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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墨越狱——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如何流传下来的

董少东

2018年09月18日08:05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遗墨越狱

方志敏,摄于被俘当日(1935年1月29日)。

方志敏自述手迹。

《可爱的中国》手稿。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手稿。

1935年8月6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

从弹尽粮绝被俘到英勇牺牲,方志敏用在狱中的半年多时间,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不朽名篇。这是一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内心独白,字里行间流淌着共产党人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大爱。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么活着才最有价值。每次读到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今天,我们吟诵方志敏的狱中遗作,心潮澎湃的同时,又不禁好奇,这位被蒋介石亲自布置劝降的共产党人,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严防死守,他如何写下这样赤诚热烈的革命文字,又如何让这些文稿穿透敌人的铜墙铁壁传递出来、流传下来?

拟定数万言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这间囚室所在的南昌绥靖公署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囚室中这位每日埋头写作的“犯人”化名祥松,实则是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狱中写作,困难可想而知,但方志敏却执意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留下“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

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途中兵败被俘。这次失败不但令8000多人的队伍损失殆尽,就连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闽浙赣苏区也危在旦夕。

“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每每想起这次失败,方志敏都这样骂自己。“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还会失败?”有时,他甚至一边捏紧拳头捶打自己,一边忿忿地骂道:“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红十军团的失败,让他陷入深深地自责——即使失败不能归咎于他个人。

1934年12月,方志敏按照中央命令,率由红十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出发,向皖南进军。这是一次深入敌军战略重地的九死一生的行动。40天后,部队不得不重返赣东北。但就在回撤途中,在浙赣边的开化、德兴两县交界处,部队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重重包围。

1935年1月16日,方志敏命令粟裕等率先头部队800人立即冲出重围,自己则不顾劝阻,带着身边的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与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约3000人的大部队会合。这时国民党军收紧了包围圈,红军血战八天八夜,弹尽粮绝,多次突围未果。除部分指战员或三五成群或成班成排冲出重围外,1000余人阵亡。因负伤或饥饿倒地不起而被俘者超过千人。

1月29日晨,陷于绝境、七天未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不幸被俘。

当天晚上,在怀玉山麓玉山县陇首村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一个团部,方志敏坦荡从容,挥笔写下245个字的《自述》: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这篇金石铿锵的自述,成为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也是他唯一写给敌人的“交代”,后在1985年被收录在由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的《方志敏文集》中,作为首篇。

1月30日,方志敏被用竹轿子从陇首村抬至玉山县城,被关押在城内大水坑任荫奎大宅邸——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旅部。这时,他痛苦地发现,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和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也关在这里。他们是在部队打散后,比他早一两天被俘的。

2月1日,国民党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在台上昂首挺立,正气浩然,观者无不暗暗惊叹、敬佩。方志敏在狱中文稿里写下了当时的心境:“他们背我到台口站着,任众观览。我昂然地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到了弋阳和南昌,也同样做了这套把戏,我也用同样的态度登台去演这幕戏。”

国民党在南昌同样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目睹现场的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报道:“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被用装甲车运到现场。他在大批士兵押解下露面。没有一人欢呼,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总部的军官也是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昂首挺立于高台之上毫无畏惧神色的人的尊敬和同情。他被匆匆带走,因为人群的这种沉默使当局感到十分可怕。”

方志敏在南昌的“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最初被关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方志敏记述:生活上“军法处算是优待了我们,开三餐饭,开水尽喝,并还送了几十元给我们零用。但我们比普通囚犯,却要戴一副十斤重的铁镣,这恐怕是特别优待吧。”

1935年2月底,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个执委偕江西《民国日报》记者来访。当记者问到是否向狱方提出“假以时间,俾写自传”时,方说“拟定数万言,唯以心绪不宁,迄未成就”。

事实上,方志敏留下的狱中文稿远不止“数万言”。目前有据可查的有16篇,现存13篇,计13万字。

“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

曾经有一个说法流传甚广,称方志敏狱中写作是受鲁迅先生的鼓励。

按此说法,1935年春,方志敏在南昌军人监狱中,秘密委托监狱的一个同情革命、钦佩红军的“某某义士”,把他致鲁迅的一封信,“送往上海交内山书店转鲁迅先生”。鲁迅接信后,及时作了回复:“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那只有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因此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的暂短时期,在狱中赶快为党、为中国后代人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于是,方志敏按鲁迅先生的意见做了,“从而产生了牺牲前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献”。

可是,这种说法早被不少档案、党史工作者及部分学者经考证而否定了。

通过方志敏在狱中文稿中标注的写作时间,可以看出,他是从3月开始写作,第一篇是6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写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文中有一段说了他写稿的情况:在狱中的普通号,“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如痴)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畴西)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照此推算,方志敏在入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了。

如果真是在鲁迅的鼓励下开始写作,那么方志敏先要完成这些事:找到能替他秘密送信的“某某义士”,这位“义士”赶到上海,见到鲁迅,再返回南昌,带回鲁迅的“鼓励”——从方志敏入狱到他提笔写作,最多一个月,短则半个月,且不说狱中的方志敏找到可以信赖的“义士”需要多少时间,光是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南昌到上海,先要从陆路转道九江,换乘长江客轮,路上的往返恐怕都不够。

方志敏确实给鲁迅先生写过信,不过那是他写好狱中文稿之后,想托付虽未谋面却完全信赖的鲁迅转递文稿。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在1935年6月19日下午写成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最后一段,方志敏写道:“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什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

很明显,直到方志敏真正动笔前,他还没有找到能够送信联络的人。

而此文的最后一句说:“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朋友之力,送到党的中央。”也就是说,最晚在6月份,方志敏已经有了可以递信的人。联系到上文所说“恐越狱是要成幻想”,可以看出,方志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些稿子也是预备自己牺牲后,能传递给党中央。

从被俘的那一刻开始,方志敏就抱定了“以一死以谢党”的决心。为此,他还与刘畴西等三人商量好了临刑前的口号。

但是,方志敏没有选择等待死亡,而是采取了更积极的斗争方式。

方志敏首先想到的是越狱。他认为:“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

为了越狱,方志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成效。他写道:“我在狱中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一个共产党要犯居然还能“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焕发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使然。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方志敏感化的全部十个人,但其中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三个人,是确定无疑的。

第一个人是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凌凤梧比方志敏年长3岁,读过英语、政法两个专科学校,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工作。方志敏被关押进“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他成为了看守所代理所长。

凌凤梧领受了上司“劝降”的任务与方志敏接触,结果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在耳闻目睹了这位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后,深深为之折服。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私自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镣,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可惜未能成行。由于凌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到拘押收审。

第二个人是高家骏,又名高易鹏,浙江绍兴人。他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高家骏和凌凤梧是同乡,在军法处关系很好。他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

高家骏当时二十出头,虽在国民党监狱工作,却仍是个热血青年,很自然地,他被方志敏的铮铮铁骨感召,由同情转为敬仰,为方志敏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第三个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其实是方志敏的“狱友”。

“狱友”

1935年4月下旬,方志敏从军法处看守所的“普通号”,被转押到“优待号”。“优待号”是个单间,也就是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开头中描述的那间囚室。

这时,方志敏的第一篇文稿,即《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应该还没有写完。在《略述》结尾处,方志敏写道:“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房屋很好,但很寂寞。自到优待室后,无人谈话,只是一天到晚的(地)写文稿。”

“优待号”都是单间,方志敏平时接触较多的是他的两个“邻居”。一个是隔壁的原国民党政府航空署长徐某。徐某是因为南昌机场被焚而入狱的,在狱中仍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他身负着劝降方志敏的秘密使命。劝降无望,又改为监视。对这个人,方志敏称之为“顽固的法西斯蒂”。

另一个是住在方志敏囚室斜对门的胡逸民。胡逸民的来头不小。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逝世时,胡逸民和于右任、汪精卫、宋庆龄等一同守护在病榻前,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胡逸民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司法系统,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

说起来真是讽刺,胡逸民可以说是国民党中资历最深的“监狱长”,却被蒋介石关了四次监狱。和方志敏一起被关押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这次,是胡逸民的“三进宫”,原因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计划泄密。蒋介石查来查去,查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私自释放了一名共产党同乡。于是,在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电令胡逸民速到南昌。一见面,胡逸民即被逮捕,不由分说地被关进了军法处看守所。

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和看守所的大小狱吏都知道胡的身份和背景,对他很客气,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胡逸民不但住着看守所的“优待号”,能在看守所里随便走动,甚至能让家里人随便进出,送吃送喝。

胡逸民自言“生性好动不好静”,在看守所坐监的日子,吃不上苦头,却着实寂寞无聊。1935年2月,方志敏被押到军法处看守所时,胡逸民仿佛有了个“大热闹”可看。

据胡逸民留下的口述史料,方志敏被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二天,他就溜达到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的囚室门口。胡逸民不认识方志敏,就隔着牢门叫了几声“方先生”,无人理会。

胡逸民不死心,过了几天,看守所所长到方志敏牢房中谈话,知道胡逸民的好奇心,就带着他“蹭”会见。

所长向方志敏介绍了胡逸民:“这位是永一(胡的狱中化名)先生,在本所优待号。他素来肯在狱中行善,想与你们谈谈话,交个狱中朋友。”

胡逸民接过话来:“我失去自由半年多了。听到关于你们的传闻,我很同情。早年我在国民党里干过‘清党’,曾设法开脱过你们的同志,那些人都是些可爱的青年。”

胡逸民此话不假,他在担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时,曾放走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及同乡好友中的“共党分子”,他第一次被蒋介石投入监狱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次会面,胡逸民给方志敏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方志敏也给了他友好的回应。胡逸民表示自己有条件改善方志敏的生活,方志敏说:“生活上我们苦惯了。如果能弄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请拿来看看。”

这样的要求,对胡逸民来说易如反掌。后来,胡逸民常以送书取报、传送用品杂物为由,到三等号子与方志敏闲聊解闷,双方改口以老胡、老方相称。

不久,凌凤梧调为看守所代理所长,这位新任的所长很快成为方志敏的崇拜者,暗中提供了不少方便。胡逸民不知其中奥妙,在回忆录中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胡逸民和方志敏的关系进一步走近,应该是在他们成为“邻居”之后。方志敏被转押到“优待号”——他是看守所内唯一享此“优厚待遇”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在优待号里唯一戴着脚镣的囚犯。在凌凤梧的帮助下,这副脚镣从10斤的重镣变成了4斤的轻镣。

国民党对方志敏的囚室安排,很可能是刻意为之——他的“邻居”中有两个人被授意劝降方志敏。结果,胡逸民不但没有真正展开任何劝降,反而把自己的这个秘密使命和盘托出。

据胡逸民回忆,方志敏像早有所料似的嗤鼻一笑:“胡先生,投降那是大笑话……即遭失败,自无他言,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而没有投降敌人的。”

这种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气魄,让胡逸民彻底折服。他没有劝降方志敏,而是真心实意地和方志敏成了朋友。

方志敏的环境有所改善后,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所提供的条件,不停地写作。痛苦的思索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日益消瘦,后来又肺病复发,常常咯血。胡逸民忍不住问:“你在狱中还写这么多东西,到底做何打算?”

方志敏答道:“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难了……”

胡逸民当即表示,如果方志敏信得过,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办。

在方志敏留存下来的狱中文稿中,有一封《给某夫妇的信》,信没有抬头,亦无收信人姓名,但结合信的内容和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判断,这封信就是写给胡逸民的。

胡逸民在回忆中也提到过,一天夜里,他从方志敏那里取回书报,从中发现了这封信。信中大部分内容是革命宣传,以及对胡逸民夫妇的感谢,在给他们的嘱托中,特意提到:“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

信尾署名“云母文”,三个字合起来,正是“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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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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