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第四章：敬老养老【4】

四、四爷爷、四奶奶在世时就夸伯伯孝顺，七妈知礼

记得那次为六爷爷祝寿后从西花厅回来，我跟爸爸、妈妈一路散步回家。走出中南海西北门，我回头望了望，不自觉地长叹了一口气。

“小小年纪也有什么心思？”爸爸打趣地问我。

“还是六爷爷福气好。”我不无感慨地说，“如果爷爷、四爷爷都在多好，可惜他们都去世太早了，没有过上今天的太平日子，连中南海的大门都没进过……”

四爷爷周贻赓

四奶奶

妈妈接过话题说道：“是啊，说起来你六爷爷真要算周家他那辈人中最有才干也是最有福之人。不过，也是你伯伯、七妈孝顺老人，过去你四奶奶在时，就常夸奖你伯伯孝顺，你七妈知礼。”

“四爷爷、四奶奶还见过七妈？我怎么不知道？”这真令我意外。按说伯伯、七妈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广州、上海和瑞金，后来长征到了陕北，什么时候去过东北呢？

“那时还没有你，我连你妈妈还不认识，你怎么可能知道？”爸爸讲起了1928年我伯伯和七妈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遇险的故事，24年前的一段往事活龙活现地在我眼前展开了。

1928年5月上旬，伯伯和七妈化装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从上海乘一艘去大连的日本轮船，准备经哈尔滨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伯伯粘上胡须逼真的化装，七妈合身体面的穿着，两人从容儒雅的风度，都没有引起船上特务的怀疑。唯独船到青岛时，伯伯职业革命家的习惯险些暴露了他自己。那时是在白区，要了解各地的时政、敌人动向和共产党组织有否被破坏等情况，各地报纸便是重要渠道。那天船一靠青岛码头，在船舱憋了许久的伯伯就上岸去买回了厚厚一叠报纸。这一举动立即引起特务的怀疑：商人历来奉行的是“莫谈国事”的信条，如何会买这么多报纸？特务立即拘留盘查伯伯，还拿出伯伯在黄埔军校身穿军装的照片左比右看，因为那双闪动着沉着机智目光的眼睛，太像周恩来了。特务说：你是周恩来。伯伯说：不是。问他姓什么？伯伯说姓王。问他到东北找谁？答曰：找舅舅。特务对伯伯说：“我看你不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伯伯伸了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看了看不像当兵的手。

伯伯以他的从容镇定应付了特务的盘查。为防止敌人搜查，七妈机敏地将去苏联有关系的证件撕碎，用抽水马桶冲掉了。为了减少特务的怀疑，伯伯让他们买了两张当天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从大连向北去的火车终于开动了，伯伯、七妈却很快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双阴险的眼睛。他们心里明白，敌人并没有完全相信他们，派了盯梢的。带着“尾巴”绝不能与同志接头，何况又烧毁了去苏联的接头证件。可是，也不能总在旅途上逛，这样更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怎么办？伯伯此刻想到了住在吉林的四爷爷和我爸爸，便决定在吉林下车，住进旅馆后，再设法联系。

那天爸爸正好在家，一个旅馆差役模样的青年敲门，送来一封信。一瞧信封上那熟悉的字体，爸爸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急忙展开信。信中写道：“特意来看舅父，不知家中住宿是否方便”，落款则是“大鸾”。“大鸾”是伯伯的乳名，爸爸立即明白是哥哥到了吉林，心想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四爷爷让爸爸立即去旅馆，把他们接到了四爷爷家中。

“你四爷爷一生心地善良，处事严谨。”爸爸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说，思绪却仿佛回到了当年，“你四爷爷的家从沈阳搬到天津，从天津又搬回吉林，堂屋里始终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下联是‘人到无求品自高’。他对你伯伯，对我们的治家格言是：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怒，周家儿孙不知求。要求我们晚辈勤俭，奋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刻苦学习，助人为乐。这些对你伯伯对我们的影响都极其深刻。在天津上学时，你伯伯和我们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先向伯父大人行礼，鞠大躬。他老人家常提醒我们：不要和有钱人家的孩子比，要自己努力刻苦学习，要本分，要节约，不要浪费粮食。吃饭时米饭掉在桌上要捡起来吃了。看见大姑娘，小媳妇，不可抬头看。在吉林那会儿，他和四奶奶单独租了一个小院，平时深居简出，和亲戚朋友很少来往。这也难怪，那时你伯伯在上海闹革命，是当局重金悬赏的‘赤匪’，你四爷爷不愿意牵累别人。但那一次我给他看你伯伯的信，信中没称他伯父而是称他舅父，他立即猜出是你伯伯遇到了麻烦，没一点犹豫，让我赶快去旅馆接回你伯伯和你七妈，这可是冒了杀头的危险的！”

“后来呢？”我着急地追问。

“你伯伯和七妈在你四爷爷家里住了两天。头一夜，他们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天明。你七妈作为周家的媳妇，是第一次见老人，与你爷爷、四爷爷、四奶奶说话，她一直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微笑着回答老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难看出，你四奶奶也喜欢这个侄媳妇。如果这时来个客人，一定认为这是个知书达理的贤惠媳妇，谁也不会联想到她是报上成天骂的‘赤匪’共产党！甩掉了尾巴后，你伯伯先去哈尔滨。你七妈对老人家说：‘我是作为媳妇第一次见周家的长辈，理应多陪侍长辈们一两天。’过了两天，我陪你七妈也到哈尔滨你二伯家。因为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经销毁无法接头，只能等下一批代表一道走。我又陪你七妈连续七天到火车站接头，见到了李立三才乘车前往莫斯科。”

“知子莫如父！”爸爸又想起了什么，说，“你爷爷深知你伯伯是个孝子。1933年你四爷爷在天津去世，你爷爷让我为他披麻戴孝送葬当孝子，你爷爷还觉不安心，一定要替你伯伯有个表示，我想来想去，还是在天津报纸登的讣告上的下款加上了你伯伯的小名—大鸾。”

关于这段鲜为人知的事，1974年我大弟秉钧回京休假时，伯伯约见他，专门向他谈了自己对弟弟的看法：“虽然你们父亲那时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所以在1928年我和你七妈去苏联参加‘六大’途中遇险时，我们断然去吉林找了你父亲和四爷爷，甩掉了特务的跟踪，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

后来，据伯伯南开同学潘钟文之子潘幼文回忆（刊登于《周恩来邓颖超研究通讯》2012年2月总第20期）：

潘钟文1926年起，任职于京奉铁路总局，给局长即奉系军阀要员常荫槐做秘书。1928年潘接到奉天车站电话请示：车上发现周恩来，抓不抓？潘向常荫槐报告，又说：“这人我认识，是南开同学。这个人将来有大的作为，我们不要抓，还要暗中保护，送出路界。”常荫槐同意，潘即传达了常局长的指示。

以上内容是1962年潘钟文对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的儿子潘幼文所述，并从未对别人提起过。

看来此次脱险又有这一暗助，但伯伯七妈他们本人并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