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功伟的三封诀别信：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 此志不可移

何功伟（1915—1941），湖北省咸宁市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历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等职。1941年11月17日，在湖北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6岁。

何功伟出身于书香人家，父亲是咸宁有名的绅士，办过小学，当过中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馆长，还会行医。1930年夏，何功伟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1933年7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他与同学组织了省高的读书会、篮球队，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练球、学习、讨论时事政治，共同进步，他这一时期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影响，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向往，认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正义。他从所读的书中，思索着时局，也思索着未来。在革命思想和优良的民族文化熏陶下，他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

1935年12月，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何功伟首先在省高积极响应，商议举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1936年6月，两广军阀以抗日为名，联合反对蒋介石。何功伟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演说，宣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发起并成立了“省高反内战救国会”，筹划串联各校和各界，发动罢课、罢工、罢市。正在这时，何功伟的父亲来武汉，斥责儿子不该领头闹学潮，规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好好读书，明哲保身。他说:“抗战有蒋委员长，关你们这些伢崽什么事?”何功伟对父亲说:“正因为蒋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才起来抗日的，我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我们每一个热血青年再也不能只顾埋头读书了。”并表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回去对亲友们叹息说:“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人肩上者。”

走向革命道路后，何功伟辗转上海、湖北任重要职务。1940年2月，他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职务。6月，日寇进犯宜昌，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湘鄂西特委撤出宜昌，8月，改组为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20日，何功伟在医院探视战友刘惠馨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他的身份完全暴露了。

敌人把何功伟关进了恩施的方家坝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没有屈服，他赋诗填词，谱写出《狱中歌声》：

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如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抗争。

他用歌声鼓舞战友，激励自己，还用绝食来抗议，迫使敌人改善牢狱的条件。

一计失败，敌人又施一计，他们派出所谓的地方士绅、“社会贤达”来到狱中，企图利用巧舌如簧的说教，击溃何功伟的心理防线。这些人先是夸赞他如何年轻有为，进而又说他只是误入歧途，只要肯幡然悔悟，必然是前途无量。他们封官许愿，拉拢利诱，“只要你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当省府委员，全省青年领袖，还可以出国留学”。何功伟斩钉截铁地说：“我根本就没有误入歧途，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决不会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亲率他的“名士”“学者”来到方家坝，与何功伟进行辩论，妄想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此人大谈什么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等。何功伟平静地听完他的话，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愿意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奋斗，我们要实现的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三民主义。可惜今日，某些党国要人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行的却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害民主义。”何功伟把辩论当作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罪行的机会。他大声地说：“你们把这么多青年关在这里，他们有什么罪？究竟是谁在残害青年？觉醒的中国青年都看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何功伟辩论的声音铿锵有力，传遍了整个牢房，震撼着每个难友。

何功伟的事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国民党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指示特务，找来何父，妄图利用骨肉亲情软化何功伟的意志。何功伟知道此事后，给父亲写下了第一封诀别信，希望能够劝阻父亲。但这封信没有能够寄出，而是被特务们截获，最后转交到陈诚的手里。陈诚看后，大为感慨地说：“这么难得的人才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里没有?”并亲笔批示，“至情至性，大节大义，此人伟大！”

何功伟在写给父亲的第一封家书中，表明自己被抓完全是党派之争，是国民党制造的冤案，认为自己没有错，破坏抗战大好局面的是国民党当局！他坚定地说：

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

何功伟深情地表述了自己七岁丧母，父亲对自己恩深似海的亲情，希望父亲把关爱自己的感情放到关爱天下大众之上。同时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今日痛失儿子，他日一定会迎来光明。

这封未寄出的信有1100余字，字字带血沾泪，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那种“以天下人为念”、舍生取义的革命者的气度风范，令人动容。可惜的是他的父亲没有收到这封信，老人家爱子心切，还是跋涉千里，来到了恩施方家坝。

1941年4月9日，满面悲容的老人出现在方家坝监狱门前，父子俩在监狱的谷仓中拥抱在一起。父亲见到遍体鳞伤的儿子，悲痛欲绝。国民党特务利用老人救儿心切的心理，对老人甜言蜜语说，只要能劝何功伟回心转意，登报申明脱离共产党，就马上放他出去，还可以出国留学。老人把这些告诉儿子时，何功伟对父亲说：“爹，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我抗日救国无罪，为共产主义献身，我死而无怨！您就只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吧！”老人先后探视劝说何功伟十多次，均没有结果，儿子反劝说父亲不要作毫无希望的“营救”，督促父亲早日离开。何老先生千里救儿当面讲不通，离别前写了一封“一字一泪”的信再次劝说他，何功伟见信后，又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表明决心赴死的勇气：

儿元月二十日第狱，于今日恰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俯仰无愧，故能饮苦酒以自甘，宁杀身而不悔。狱中诵《正气歌》，咏《满江红》，曾不觉窗外韶光飞逝，莺舞春木矣……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根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况大人爱儿远胜诸弟妹。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老人读罢儿子的信后，悲痛欲绝。最后一次去探监，在监狱的谷仓中陪了儿子一夜，父子俩难以入眠，彻夜长谈。当老人清楚地知道要与儿子最后分别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说儿子：“你是我最喜欢的儿子，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难道真的忍心舍弃老父、弟妹、妻儿？陈诚主席说了，不要你写自首书，只要你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功伟，你就点一下头吧！”老人说完，竟跪到了儿子面前。何功伟见状，心如刀绞。他深知忠孝怎能两全？家国岂可并顾？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他把父亲扶起来，斩钉截铁地说：“爹啊！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不可点！”老人怀着无比悲痛和惆怅的心情，踉踉跄跄地走了。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押出了地牢。他穿着父亲给他带来的新鞋袜，从容不迫、正气凛然地踏上刑场的道路。

这位还差4天才满26岁的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青年的楷模，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两个月后，何功伟新婚仅仅一年的妻子，收到他从敌人监狱里发出的第三封诀别信，这封信是由老人从狱中带出，交给八路军办事处，又辗转交给她的。何功伟直到牺牲也未亲眼见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第三封诀别信虽然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它却是烈士向党组织发出的最后报告。

云妹：

在临刑前不能最后的和你见一面，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地）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继续完成我们未完的事业！

何功伟烈士在狱中写的三封诀别信，声声血泪，字字千钧，显示了一个普通人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情，更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超出个人私情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作出了一个钢铁男儿在大是大非中该如何抉择的坚定回答。革命，总是要有人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争取胜利。

何功伟烈士的抉择或许对他的家人，对中国革命队伍来说是个莫大的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是生命的一种超越。何功伟烈士虽然只度过了短暂的26个春秋，但他用热血谱写的英雄史诗却千秋传颂，用生命铸就的历史丰碑却永世长存。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何功伟的遗书和遗诗，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何功伟、刘惠馨两位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仍然挂念着何功伟烈士，详细询问了烈士家属的情况，并托人向何功伟的父亲致意，感谢他为党和人民生了一个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