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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為什麼力倡“敢字當頭”？
首先是基於“文革”期間復雜艱難的政治經濟形勢，用胡喬木的話說，鄧小平、毛澤東、“四人幫”“三者的矛盾都難以調和”，但相互之間“矛盾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總體上，“究竟是要發展生產力還是要以階級斗爭為綱”，“仍然是當時政治戰線的中心問題”﹔其次，“敢字當頭”是鄧小平一貫的工作作風，他也因此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因“風慶輪”事件，鄧小平同“四人幫”硬碰硬地爭論，事后，毛澤東同他談話時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我贊成你”！1975年4月18日，毛澤東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談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情況時說：“董必武同志去世了。總理生病，我也生病……上帝請我喝燒酒。我不談政治，由他（指陪同會見的鄧小平）來跟你談了。此人叫鄧小平。他會打仗，還會反修正主義。紅衛兵整他，現在無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我們要他！”一句“我們要他”，表達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賴和倚重。6月下旬在王洪文離京到外地期間，毛澤東批示“同意”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作為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領導人，鄧小平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敢字當頭”，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折不扣地詮釋了“敢字當頭”的領導風范。
對於錯誤東西，針鋒相對，敢於斗爭。“文革”期間，迫於“四人幫”的淫威，很多人“隻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甚至說“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針對這種荒謬認識，鄧小平不客氣地指出，“這是大錯特錯的”。在5月19日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他嚴厲批評：“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堅決按中央九號文件辦。不管什麼老虎屁股都要摸。”“凡繼續鬧派性的堅決調開，你們調不動，軍委調。不管你老資格、新資格，干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樣。不這樣不可能把事情辦成。”他還多次強調，“對於派性，領導上要有個明確的態度，就是要堅決反對，要敢字當頭”。
鄧小平領導處理各地派性問題，引起了“四人幫”的恐慌。王洪文專門就處理浙江派性問題致信鄧小平、張春橋、紀登奎並報毛澤東說：“對浙江目前在貫徹中央十六號文件中的一些問題，我提出了一些意見，特別是對省委提出的‘放手發動群眾批判資產階級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認為浙江原來從上到下，特別是省主要領導同志、地縣主要領導同志都存在資產階級派性的情況下，提出這樣的口號會把形勢搞亂。”鄧小平針鋒相對地批道：“在發動群眾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問題上，我認為省委的做法是正確的，不宜對省委作不恰當的批評。如果不對省委支持，浙江一個多月來剛剛好轉的形勢，勢必會有反復，這很不利。”毛澤東閱看了王洪文的信和鄧小平批語，對王洪文未予理睬，並默許了鄧小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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