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習仲勛被隔離審查與《劉志丹》案

終於迎來勝利的曙光

1976年10月，華國鋒和葉劍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11月15日，習仲勛在洛陽致信中央領導人，熱烈祝賀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並表示“決心養好身體，更好地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緊緊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無條件地聽從黨中央的指揮，把余生全部貢獻給黨，力爭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為“一個仍未恢復組織生活的毛主席的黨員習仲勛”。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一些中央領導人繼續“左”的錯誤，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而“習仲勛反黨集團”案是經毛澤東批准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個案一時很難翻過來。因此，在這個時期，他沒有向中央提出申訴。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十一大在北京召開。十一大召開之后，8月24日，習仲勛又給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並黨中央寫信，一方面熱烈祝賀黨的十一大和十一屆一中全會勝利召開，另一方面請求中央審查他的問題，並表示聽從中央的安排，為黨做些工作。

與此同時，齊心在女兒橋橋的陪伴下，多次往返於北京、洛陽之間，也多次找過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王震在陝甘寧邊區時就很了解習仲勛，他非常關心習仲勛的“問題”，第一個出面為習仲勛恢復名譽說話。隨后，他們也找到了胡耀邦和葉劍英。1978年初，齊心到中央組織部找新上任的部長胡耀邦申訴。胡耀邦當時身兼數職，工作非常繁忙。當他聽說齊心來訪時，立即專門聽取了齊心的意見。他關切地了解習仲勛在洛陽的生活和身體狀況，對習仲勛在1962年蒙冤以后所遭受的種種磨難深表同情。他表示，不論誰說的，誰定的，凡是冤假錯案都要實事求是地堅決平反昭雪，習仲勛同志的案子當然也不例外。胡耀邦還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等幾方面稱贊了習仲勛。而葉劍英則堅決支持習仲勛出來工作。聽到這些消息后，習仲勛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時機來到了。在久經磨難以后，習仲勛終於迎來了希望的曙光。

1978年初春，習仲勛被中央特邀回京。2月24日至3月8日，他作為特邀委員出席了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習仲勛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與此同時，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列席了這次會議。在此期間，葉劍英代表中央親切會見了習仲勛。當他看到16年未謀面的習仲勛時，不禁愣住了：仲勛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這麼好？！他緊緊握著習仲勛的手，鼓勵習仲勛要向前看，以后多為黨做工作。葉劍英那寬廣的胸懷，對同志真摯的深情厚誼，讓習仲勛感動得熱淚盈眶。

在葉劍英、鄧小平與華國鋒等人交換意見后，鑒於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軍委常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還兼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等職，而他在北京的工作繁忙，實在無暇兼顧廣東工作的情況，中央決定派習仲勛主持廣東日常工作。習仲勛聽到分配到廣東“把守南大門”的消息，深感責任重大。在到廣東上任之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接見了他，對他到廣東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廣東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習仲勛向中央謙遜地提出繼續保留韋國清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自請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盡管在廣東的職務與他當年曾經擔任過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相差甚遠，但在飽經滄桑之后，能在有生之年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再作貢獻，他又何求地位的高低！1978年4月，65歲高齡的習仲勛南下羊城，就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11月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他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大無畏氣概，奮力投身到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的偉大事業中。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向中央遞交的《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文件中說，《劉志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地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史的作品。習仲勛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錯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至此，習仲勛因小說《劉志丹》而蒙受的冤案徹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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