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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蘇聯於1949年10月2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不久，蘇聯派來了首任大使（特命全權大使）。到了1968年，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蘇聯駐華特命全權大使下降為臨時代辦，至1978年又恢復為特命全權大使。從1953年至1959年，尤金任蘇聯駐華大使，時間長達6年，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任時間最長的蘇聯大使。早在1953年之前，他就曾多次到過中國，並完成過特殊的使命。他與毛澤東多次會見和談話，見証了中蘇關系發展中的復雜和曲折。
■受命來中國主持編輯俄文版《毛澤東選集》
1949年，繼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華之后，12月16日，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此次出訪的主要目的一是給斯大林祝壽，二是簽訂新的中蘇條約。不過，這次出訪給毛澤東留下的並不都是好印象。后來，他曾告訴尤金，說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時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進攻”。所謂“進攻”，是在簽訂新的條約問題上遇到了對方的消極對待。此外，毛澤東感到蘇方對中共有不信任之感，還感到斯大林把他看作“半個鐵托”，等等。不過，這次出訪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即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儀式結束后，斯大林在招待宴會上對毛澤東說：“你回國之后，你本人對蘇聯有什麼需要的地方，請盡管提出來。”毛澤東馬上說：“我們對蘇聯的幫助是衷心感謝的，我的需要嘛，今天不談，再說。”回國之前，毛澤東與周恩來一起拜會斯大林，談話時，斯大林提出：中國革命經過了幾十年的艱苦奮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建議毛澤東把自己寫的論文、文章、文件等編輯出版為選集，同時出版俄文版。斯大林還特意說：“毛澤東的思想，對蘇聯同志也是有啟發指導意義的嘛。”斯大林感到毛澤東此行之中是有怨氣的，對此他採取了補救的措施。出版《毛澤東選集》，並希望得到毛澤東著作的清單，就是其中的補救措施之一。
中共七大已經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斯大林提出選編《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馬上表示贊成，認為毛澤東的著作應該好好編輯出版。當然，對於斯大林的說法，當時毛澤東的內心是十分復雜的。他明白斯大林曾對中國革命抱有偏見，並曾說過中共是“黃油馬克思主義”之類的話，而現在斯大林主動提出這一建議，是默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是用一種含蓄的方式承認錯誤。中國畢竟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員，毛澤東心裡雖有一些看法，但還是要維護蘇聯“老大哥”地位的。於是在聽了斯大林的建議后，他客氣地提出：“蘇聯共產黨在理論總結上有豐富的經驗，一直是指導我們實踐的指針，整理我的著述，恐怕要以此為指導啊。我們自己總結恐怕總結不好，希望斯大林派一位馬列主義理論修養水平高的蘇聯同志來幫助編輯俄文版的《毛澤東選集》。”斯大林欣然同意了毛澤東的要求。他不假思索地說：“我們可以讓尤金院士來做這項工作。這個人你們可能還不熟悉，他很有馬列主義理論修養，是蘇聯科學院研究馬列主義的院士。你們看合適不合適？”毛澤東當下點頭表示接受，他笑著對斯大林說：“這樣的人最好。”
1950年，尤金來到中國。由於尤金不懂中文，需先由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和蘇方的中文翻譯費德林共同將毛澤東的文章翻譯成俄文，再送交他審閱，以編輯成俄文版的《毛澤東選集》。與此同時，中方也提出了翻譯出版《斯大林全集》的要求。
在主持編輯俄文版《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尤金經常將編好的文章打印寄給斯大林。斯大林閱讀之后，感到毛澤東的文章中有很深的哲學含義，就囑咐尤金先將《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毛澤東的哲學代表作在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雜志上發表。
師哲曾回憶說：尤金也有另外一面，即他自視是蘇聯的理論權威，於是下車伊始，往往擺出教師爺的派頭，對師哲和費德林譯出的俄文內容說三道四﹔認為毛澤東的一些文字難登大雅之堂，如“一屁股蹲下來，坐在炕上”“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等。對此，尤金往往大筆一揮，進行大刀闊斧的修改或刪除。對於中國，特別是中國傳統的思想和觀念，這個外國人是不太懂的。如毛澤東在文章中有“生生死死”的說法，尤金認為不合邏輯，他對師哲說：“這個也要改一改，在俄文中絕對要表達得高雅一些嘛，合乎革命者的文化教養！什麼生生死死、鬼鬼神神的東西一律要刪除掉！”
於是，師哲向毛澤東匯報：“尤金對主席的文句改動較大。”毛澤東問：“是嗎？他怎麼改的？”師哲回答：“就好像是中國的文言文，他給完全口語化了，本來富有韻味的意思，被他搞成了白開水，而且他幾乎把所有生動的語言都按照他的俄文死板辦法處理了，幾乎進行了全部的重新刻板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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