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報紙對“一碗飯運動”的報導
1938 年6 月14 日，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並任保盟中央委員會主席。保盟向海外華僑和各國知名人士積極宣傳抗日，爭取海內外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保盟在香港的活動一直堅持到1941 年12 月香港被日軍佔領。
1941 年，宋慶齡和保盟在香港發起的“一碗飯運動”，轟動全港。“一碗飯運動”原是美國醫藥援華會為購買藥物和設備支援中國抗日戰爭，在美國人民和旅美華僑中開展的一項捐款運動。宋慶齡在香港開展“一碗飯運動”，目的是為支援中國工業合作社籌辦工廠，用以工代賑的方法為救濟華北黃泛區的災民和戰爭難民籌募基金，以解決中國傷兵難民的生活問題。（據《宋慶齡》一書第403 頁記載：1941 年7—8 月，宋慶齡為中國工業合作社發起一個國際性的“一碗飯運動”，成千上萬的捐獻者隻吃一碗飯，但付出在餐館裡吃幾道菜的價錢，所有盈余交工業合作社作戰爭難民救濟之用。——本刊編者）
1941 年5 月初，保盟在香港醞釀“一碗飯運動”，隨后成立了“一碗飯運動”委員會：宋慶齡任名譽主席，香港著名大律師羅文錦任主席，保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名譽書記克拉克（香港政府醫務總監司徒永覺夫人）擔任副主席。
1941 年7 月1 日晚，“一碗飯運動”開幕典禮在香港灣仔英京酒家舉行。港英陸軍總司令賈乃錫少將、海軍司令哥連臣、輔政司史美夫人、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等港英政府軍政人員，中國“工合”（中國工業合作社）技術顧問路易•艾黎， 港英行政局議員、香港巨商周壽臣， 香港華商總會主席郭泉以及保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廖夢醒、香港大學教師陳君葆等150 多人出席這一盛典。香港各界人士為一瞻宋慶齡的風採，紛紛涌來，萬頭攢動。港英政府不得不臨時加派警察，維持秩序。
晚8 時許，羅文錦宣讀港督羅富國致“一碗飯運動”委員會名譽主席宋慶齡和副主席克拉克的信：“現值‘一碗飯運動’在此推行，固知香港之華人，將能利用機緣，以援助其祖國在苦難之同胞也。”隨后，宋慶齡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她指出：“一碗飯運動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濟被難的人們，並且是要節飲節食，來表示犧牲的意思，這是我們做人的美德。無論中外，無論古今，都是值得贊揚的。”與會者都聚精會神地聽著她作進一步的分析：“一碗飯運動是同情於我們抗戰建國，而發揚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華僑和美國的同情發起，已經在全國普遍地舉行了三次，倫敦方面也曾舉行過，今晚在這一百五十余萬華僑最多的香港首次舉行，並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們都來參加，這是何等有意義！”她最后強調：“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更含著一種深長的意義，因為這次捐款是要幫助工業合作社去組織及救濟難民傷兵，這是鞏固經濟陣線，是生產救國，是幫助人們去幫助自己，是最妥當的一種救濟事業。工業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組織。我們這樣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飯運動，來使工業合作社完成救濟事業，豈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嗎？”
克拉克在會上發出誠摯熱情的呼吁：“國際人士對中國的援助很熱烈，中國人對中國的事情應該更關心，更積極地贊助一碗飯運動”，“我們想一想，能讓中國的難胞百分之四十死於飢寒交迫之下嗎？伸出諸位的仁慈的手腕吧！去援助水深火熱的人們！”在宋慶齡偉大精神的感召下，香港各大酒家爭相認捐“一碗飯”，當晚共認捐炒飯13500 碗。
開幕典禮后，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紛紛響應“一碗飯運動”，認銷飯券及代銷飯券非常踴躍。不少工會組織和社會勞動階層也自動奮起認銷飯券。據香港《華商報》7 月8 日的報道，認銷者中有洋務工會80 碗，華人機器會100 碗。太古船塢工友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仍以血汗換來的17.22 元（港元，下同）全部認捐。麗山餐室認銷飯券500 張，該餐室老板並對“一碗飯運動” 提出建議，認為隻要全港酒家起來共同認銷飯券，則10 萬碗也可完成。28 日，香港熱心社會事業的李一諤以500元現款捐購英京酒家飯券10 張。中外紳士以數百元、一千元購買一張飯券者，也不乏其人。為配合開展“一碗飯運動”，7 月10 日、11日一連兩天，香港中央戲院放映反映美國華僑開展獻金運動支持祖國抗戰的電影——《一碗飯運動》。該片系由香港大觀聲片有限公司制作的粵語片。為了達到更大的宣傳效果，香港各主要宣傳媒體均刊登了電影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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