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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范式上，從求証到求實，使讀者通過閱讀得出自己的判斷和認識
通讀全書，使我們深刻地體認到，南京大屠殺是日軍有組織的行為，而非純粹的個體行動。從現有資料看，屠殺的最高命令來自軍方，形成了從司令部→師團→旅團→聯隊→大隊→中隊的自上而下殺俘政策，不僅如此，日本佔領軍還以搜查中國官兵及便衣隊為借口，通過戶口登記、頒發良民証等手段，集體或個別地屠殺南京民眾，其手段之殘忍，舉世震驚。由於日軍在大屠殺期間，嚴禁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泄露他們的所見所聞，同時禁止日本士兵發表他們所拍攝的照片，就連寄給親友的私信也有嚴格的限制。因此大部分日本民眾，在東京審判時才知道南京大屠殺一事，“這一難以消除的民族污點，使他們陷入了深深的震驚中”。此外，對於日軍在南京的殘暴行為，當時日本政府通過日本駐南京總領事的報告中已經確知，並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1938年1月末，日本陸軍省特地派本間雅晴少將前往南京，調查日軍的“軍風軍紀問題”。不久，鬆井石根就被召回國。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全史》在南京大屠殺研究范式上實現了從求証到求實的轉變。例如，全書從內容上擺脫了日本右翼學者的牽制，沒有刻意去論証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但《全史》第二章詳細論述了日軍攻佔南京過程中和攻佔之后所進行的集體和分散屠殺暴行，第十一章則十分周全地介紹了大屠殺期間和之后各大慈善團體、市民組織、偽政權和日軍部隊掩埋尸體的情況，讀者通過閱讀從中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斷和認識。
客觀公正的歷史研究是構建歷史共識的前提和基礎。《南京大屠殺全史》以無可辯駁的論據証明，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事實，不容抹殺。它的出版，必將能夠推動世界各國特別是中日兩國愛好和平的學者，以學者的睿智，理性研究中日歷史遺留問題，尋求共識，化解仇恨，推進中日關系真誠友好發展，促進世界和平與安寧。（作者為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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