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節之前，也就是大年還沒有過完，中央的領導核心就開始傳達、貫徹鄧小平的談話精神。這不能不感嘆中國共產黨之幸，中華民族之大幸。新華社於1992年2月20日就播發了這樣一條重要消息：即將出版的第4期《半月談》，刊登了雜志編輯部輯錄的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公開發表的談話摘錄，題目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由此也可以說明：過了大年之后，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已經在傳達、學習、領會鄧小平南方重要談話精神。3月11日，新華社又播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全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消息，多處引用鄧小平在南方重要談話的內容，特別提到“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
這就是當時整個國家的政治大形勢、大潮流。沒有這個大形勢、大潮流，不是天賜良機，深圳的宣傳部門或新聞單位就是再有敢闖的膽量，其搶先發言論、報道消息，就會闖大禍，可能碰得頭破血流，而不會有后來屢受稱贊和表揚的結果。
由此，我還有一個體會：真正的好新聞，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能不能遇到特別的好新聞，機會主要靠天賜。隻不過機會來了，你能不能抓住，能不能傾心盡力地寫出和編輯出真正的好新聞。深圳特區成立之后，《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中央新聞單位和廣東省的主要新聞單位，很早就在深圳成立辦事機構，有專門長駐記者。1992年1月，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時候，中央的其他新聞單位因為沒有接到通知，沒有派出記者參加採訪，而新華社是有記者跟隨的。他可能是因為“北京總部沒有要求發稿”，所以也就沒有想到要搶時間寫稿。當時，一開始我們也都知道上頭的精神是“不用（不要）報道的”。可是，我們並沒有放鬆自己的工作，而且因為受到一種責任的感召，從頭到尾都不敢半點鬆懈，認真記錄，見縫插針地抓現場新聞素材。有機會跟隨鄧小平視察採訪的《深圳特區報》記者陳錫添，就能夠抓住機會，認真寫好長篇通訊，終於一舉成名。攝影記者江式高在跟隨鄧小平採訪過程中，也十分認真地工作，所以能夠發表許多震撼海內外的獨家新聞照片，得到了省市和全國的新聞攝影大獎。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記者在跟隨鄧小平的採訪過程中，同樣認真努力工作，所以能夠在3月22日就發表《鄧小平在“先科”人中間》的通訊，比《深圳特區報》發表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還早4天。隻不過《南方日報》的通訊分量相對輕了一些，所以影響力也沒有那麼大。我想，這應該不是前線記者的問題，而很可能是報社編輯部的問題。
其二是得地利。因為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所以鄧小平才會倡導在深圳舉辦經濟特區，他老人家才會一而再地來深圳視察，我們也才有機會近在身邊地聆聽到那麼真切的重要談話，也才有機會記錄整理、率先宣傳報道﹔因為深圳毗鄰香港，思想文化和新聞輿論容易互相交流、影響，所以1992年春的《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八評”很快就在海外傳播。其結果與上海《解放日報》1991年春的“皇甫平”文章就大不相同。當香港及海外其他地區大舉轉載“原汁原味的鄧伯談話精神”的《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評論”的時候，就有人說，《深圳特區報》敢於頂風傳達鄧小平談話精神，發表評論，真是一個大新聞。
《深圳特區報》能夠第一時間發表長篇通訊並獲得江澤民總書記授予“改革開放的窗口”殊榮，同樣與地利有極大關系。正常情況下，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新聞報道，從來都是北京的中央新聞機構的“專利”。而深圳經濟特區由於所處的特殊地位、特殊環境和所具有的特殊條件，使上頭對深圳媒體的某些“反常動作”有時候反而會先問一個“為什麼”，也就不輕易、隨便地發號施令。這也往往使深圳媒體避免像內地的報紙那樣很快被封口的遭遇，有時間和機會等到“反常動作”在實踐中証明是“正常的革命行為”，所以，才會有最后上上下下皆大歡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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