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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米納茲
米夫
李德
4、“共產國際中國局”胎死腹中
羅易在1927年4月初到達武漢后不久，就發生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中共是先進行土地革命還是繼續北伐，羅易和鮑羅廷對此發生了意見分歧。
羅易於5月25日曾給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發電報，指責鮑羅廷的主張是“將意味著實際取消共產黨”，要求“莫斯科應趕緊進行干預。”5月28日，羅易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寫出書面報告，認為“鮑羅廷想使共產國際代表成為他的下屬，並根據他的指示去領導黨”。羅易要求得到斯大林“對共產國際代表機構問題，以及它同國民黨和鮑羅廷關系問題的明確答復。”羅易給聯共（布）、共產國際高層反映他與鮑羅廷矛盾和分歧的意見引起了重視，5月3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給鮑羅廷、羅易和駐漢口領事柳克斯的電報中要求：“請不要扣押羅易和其他負責同志的電報。”為了解決羅易和鮑羅廷之間的矛盾，6月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布哈林的建議，決定組建“共產國際中國局”。5天后，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又決定由羅易、鮑羅廷和加倫組成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然而，在6月3日發生了羅易幻想依靠汪精衛挽救革命而冒冒失失將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給他看的事情。羅易此舉引起了鮑羅廷、柳克斯和中共中央的不滿，並報告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盡管羅易連電斯大林和布哈林、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此事作出解釋，但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還是在6月22日作出“立即將羅易同志從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職位上召回”的決議。
這樣，隨著羅易的離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決定成立的由羅易、鮑羅廷、加倫三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未開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羅易離開后，1927年7月1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決定，鮑羅廷立即動身回莫斯科。隨著鮑羅廷的離去，聯共（布）、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代表和機構，全部結束了使命。
2.1928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建議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共產國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遠東局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后，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制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斗爭。應該說，羅米納茲到華之初是做出了一定貢獻的。但是羅米納茲的“無間斷革命論”對瞿秋白等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很大影響，是中共發生“左”傾盲動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採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后，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盡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並建議“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以便指導中國、日本、朝鮮、菲律賓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工作”。共產國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遠東局，成員有埃斯勒、雷利斯基、哈迪、別斯帕洛夫。埃斯勒為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遠東局負責人。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游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后，一方面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后，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制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制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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