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共（布）與中共的關系
聯共（布）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不是平等的兩黨關系，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中共中央的指導，主要採取以下兩種方式：一是直接向中共中央發布指示﹔二是通過莫斯科駐華代表（包括蘇聯代表和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中共中央工作。聯共（布）給駐華代表以充分的權力，使其“越俎代庖”，通過非正常工作程序直接決定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事務。
◆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系
在中共幼年時期，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決策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共產國際對中共實行的是集權制的領導,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對中共中央實行的是干涉式、密集式的指導,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共黨內貫徹莫斯科的方針和政策是不遺余力的。
（鐘河輯自《黨的文獻》）
主題鏈接
共產國際部分駐華代表、駐華軍事顧問（代表）在中國的主要活動
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化名為吳廷康，他是第一位被派到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1920年4月，他來到中國，在北大會見了李大釗。按照指示，他到中國是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這年11月，他拜會了在上海法租界寓居的孫中山，希望國民黨與即將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合作，孫中山欣然同意。
馬林：1920年8月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1921年7月23日出席了中共一大。1921年12月，他會見了孫中山，對第一次國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越飛：1920年代初代表共產國際及蘇共在中國活動。1923年，他與孫中山會談並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奠定了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與蘇俄全力援助孫中山等項大事的基礎。
鮑羅廷：1923年被派到中國，是孫中山及國民黨的高級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參與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黃埔軍校、爭取蘇聯援助、組織北伐等。
加倫：真名為勃留赫爾，加倫將軍是中國的習慣稱呼。1924年-1927年期間，他擔任孫中山及后來的國民革命軍的軍事顧問團團長，協助孫中山主持軍務。
羅米納茲：1927年來華任共產國際代表。他參加了1927年中共的“八七”會議。
米夫：1925年被任命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1930年10月到上海擔任遠東局書記。1931年中共四中全會開會時，他操縱選舉，讓王明等人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讓主要權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后一個時期內，他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
蓋利斯：1930年7月2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改組遠東局后，他為遠東局成員並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於9月到達上海。1931年上半年，鑒於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嚴重，他離開了中國。
埃韋特：1932年3月被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上海遠東局書記，1934年8月被召回。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筆名華夫。1933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但他在軍事上往往是“瞎指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都是按他的一套錯誤路線進行的，結果損失慘重。
弗雷德：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代表，於1933年上半年抵達上海。他到任后，在6月中旬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採取“兩個拳頭打人”的方針，主張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分為兩部分作戰。博古等接受了他的建議，將紅一方面軍的“鐵拳頭”一、三軍團分開，紅三軍團為東方軍，入閩西北作戰﹔紅一、五軍團為中央軍，在北面原地作戰。結果是東方軍疲憊不堪，中央軍無仗可打，白白浪費了擴大根據地、准備反“圍剿”的好時機。1934年3月，他被召回莫斯科。
（李妍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