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劉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嚴冬，劉伯承元帥就因腦病離開了軍事學院。由於身體原因離開自己親手創辦的高等軍事學府，劉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風中，他對送行的同志們說：“看來今后我隻能當個名譽院長了。”
說這話時，他眼含著淚，別人更是眼含著淚。
劉帥人離開了軍事學院，心還在那裡。他時常為學院的事牽腸挂肚。當他聽說了國防部的報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
……
雖說有些想不通，但他還是從自己的角度來檢討這些問題。
那些日子，劉伯承總是睡不安穩。他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先后給有關人士寫了好幾封信，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寫信給在學院主持工作的陳伯鈞副院長和鐘期光副政委，要求他們認真貫徹彭德懷等同志的指示，“黨委做深入研究，集體討論，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再經過群眾路線，必有成就”。
軍事學院黨委很快召開了全體委員會議，雖然他們不同意國防部的報告的主要觀點，但還是做出了《關於深入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對學院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問題作了認真的檢查。
這時在北京主持訓練總監部常務工作的蕭克上將對彭德懷的報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彭總對軍事學院的教條主義問題的估計過於嚴重了，問題只是教學內容與我軍的實際情況有一些不適應。
當時，黨內、軍內的風氣還是好的，有了不同意見還是可以提的，蕭克將軍上書彭德懷，公開對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特別不能同意彭德懷在一篇將要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把“正規化、現代化”和“現代化、革命化”對立起來，他認定這樣提是十分有害的。
……
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擺到桌面上來，爭論個面紅耳赤，分出個青紅皂白，這在黨內是允許的。可怕的是別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林彪插手，使反教條主義的事情發生了質的變化，成了一場所謂的“路線斗爭”。
幾乎是在劉伯承給軍事學院的有關領導寫信的同時，北京的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四級干部會議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這裡有必要多說兩句，訓練總監部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軍委所屬的一個部，在反教條主義后撤銷了。首任部長是劉伯承，后來是葉劍英元帥代理部長，再后來是蕭克將軍任部長。
因為訓練總監部主管全軍的教育和訓練，他們對軍事學院反“教條主義”也是很敏感的。
當時訓練總監部有兩種絕然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這幾年的軍事訓練和教學的成績是主要的，教條主義是小的失誤﹔另一種意見卻認為教條主義是相當嚴重的，嚴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對一個問題有尖銳對立的看法也是難免的，但是這種不同意見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會出現誰也預想不到的后果。
林彪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插手的。
前幾年一直在稱病的他，開完成都會議回到了北京。聽有關人士向他講了訓練總監部四級干部會議的一些情況后，他決定要親自出馬了。
關於這段歷史，林彪自己有個說法，我們可以拿來作很好的佐証。他在一年后批判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說：“……當時軍委擴大會議馬上要開，但並沒有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我得到這個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講了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的問題)，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應該以這個為主題，軍委擴大會議應該有個思想內容。把情況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斗爭。會議是毛主席決定的，材料是某某提供的，這才有去年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軍委擴大會議。”
他認為有必要把這些事情向毛澤東作匯報——具有戰略眼光的毛澤東，正在關注這方面的事情。
有研究者曾經作過如下的探討：
毛澤東之所以認可在軍隊內部大反教條主義，是有歷史背景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軍隊很快瓦解和后來赫魯曉夫解除朱可夫職務的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蕩。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警覺。對軍隊的事情特別是和平時期的事情要有所考慮。
國內有些人的風言風語，不能不對毛澤東產生一些影響。據傳，有人曾經對毛澤東說，“軍隊這樣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還有人私下裡議論，說“蔣介石可是靠黃埔起家喲！”
傳說不足信，但人言可畏，對這些毛澤東也不能不注意。
林彪是很善於在關鍵時刻站出來講話的。當年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和朱德發生了爭論，他就在節骨眼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在20世紀60年代，我黨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又出來講了一通毛主席的好話……
這次，也是他到毛澤東那裡講了一通話的。
當時毛澤東對林彪的話是很有幾分相信的。這也是他多年來對林彪觀察的結果。否則，他就不會在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名林彪做中央副主席了，也不會后來選他做接班人了。
這樣，一個本來並不是很復雜的事情就變得越來越復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