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走進懷仁堂》，當代中國出版社，董保存著
反教條主義的斗爭悄然興起，彭德懷和林彪都與之有關
1958年是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年頭。
1958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年頭。
隻要一提到1958年，人們想到的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寧、成都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這兩次會議上都揮動著改變中國歷史的巨手，大談所謂“反冒進”，批評周恩來等同志“離右派隻有50米遠了”，“打擊群眾積極性”，“給右派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在５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被加以肯定。認為“在社會主義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在某些范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這一次又一次的會議，使中國的大地一步一步發起燒來。
中國的軍隊是和黨連在一起的，黨內的斗爭每時每刻都對軍隊產生影響。在全國上下紅旗招展大干快上的日子裡，共和國軍隊的高層正在醞釀著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斗爭——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反教條主義。
現在說起來人們可能會有些不理解，怎麼冒出個反教條主義來呢？
話說白了，就是從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蘇關系出現了變化，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已經感到要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了。特別是赫魯曉夫上台以后，中共中央先后發出了五個整風學習文件，反對照搬蘇聯的一套東西。
從那個時候起，作為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就開始檢查自己的工作了。
軍事學院的教學工作中有沒有教條主義的東西呢？
實事求是地說，是有一點的。因為當時我們的軍隊還沒有正規的院校，我們的毛主席說了，你們請不請蘇聯顧問？反正我是要請的。在我們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借鑒蘇聯的一些條令、條例和一些教學方法是必要的。這中間有一點教條的東西也在所難免。比如：
在學習蘇聯軍隊的作息制度方面，要求必須按“六個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從進入教室上課，到課結束，除了課間休息，不能有一點的鬆懈。
在考試的時候，也像蘇聯軍隊那樣“三堂會審”嚴格把關，差一分也不能過關。
這些，在學員中間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傳到了他的耳朵裡——
“這麼搞，我們吃不消！”
“這樣考下去，我們要考糊了！”
當時聽了這些話，他並不以為然。他認為對學員就是要嚴格要求，特別是青年學員。后來學習了中共中央的五個整風文件，劉伯承也看到這些東西對我們的教學是有害的，就要求有關部門做了改正，使之更適合我軍院校的實際情況。
正當軍事學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時，事情發生了突然的變化，這涉及另外兩位元帥——彭德懷和林彪。
這兩位元帥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都是聲名顯赫的。一個以為民請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個以搶班奪權、身敗名裂而遺臭萬年。
1957年，國防部長彭德懷帶工作組到了南京的軍事學院。
不管是由於什麼原因，當時他們做出的關於軍事學院教學工作的評價是不公正的，是有問題的。
他們在寫給中央和軍委的報告中說：
……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在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大相適應。在教材和作業選定中，對於我軍黨委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對於我軍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顧少，多半是採用了“一長制”的精神。
……從學院方面來說，在成立６年多之后，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１９５６年９月全院學習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教條主義必要之后，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后於客觀實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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