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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長征中的紅一、四方面軍會師。7月，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9月，張國燾執意率部南下，10月，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毛澤東巧妙應對，率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卻因密碼留在張國燾手上，導致中共中央與紅二、六軍團失去聯系。
半年后，在湘鄂川黔蘇區的紅二、六軍團領導人賀龍和任弼時接到中共中央的明碼電報。為了核實電報的真實性，賀龍和任弼時用密碼復核。結果，復核電報落到了張國燾手上。這樣一封陰錯陽差的密電，使紅二、六軍團找到了長征的方向感，成了紅軍長征的最后一支隊伍，加快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進程。而接收這封電報的人就是龍振彪，他見証了這段歷史的全過程。
■龍振彪走進紅色電波世界的那段故事
龍振彪，1914年2月6日出生於江西省永新縣石橋鄉梅田村，1932年10月參加紅軍。1933年5月，他被選調到湘贛軍區開辦的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班學習。
對走進無線電訓練班的情形，龍振彪回憶說：“眼前的一切使我驚異，感到神奇、新鮮和陌生。我見到了‘霍姆萊特（一種借助人的臂力提拉而發動的汽油發電機）’。它嘟嘟地吼叫著，冒出黑灰的煙塵，空氣裡有一股汽油的燃燒味。離它不遠（的地方）是幾隻黑色的電瓶。我見到了現在看來已十分簡陋的‘哈特萊’電路的發報機和3個電子管的再生式線路收報機。但在那時這一切卻是新技術，維系部隊和根據地之間的聯系，遠遠勝於騎兵通信和地下交通員的長途跋涉。我就是在那時聽到了電波傳來的訊號聲，聽到了不知哪個城市的廣播聲音的。”
龍振彪還說：“那時候中央巡視員馮文彬（他在中央軍委時擔任過無線電隊政委）非常重視無線電通信工作。他親自選送優秀干部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在我們之前已舉辦過一期訓練班，有8位同志學習。我們第二期同學有曠泉吉、肖榮昌等7人。一隻蜂鳴器，一隻手鍵，這就是我們的教具。它隻能發出低頻振蕩器的模擬聲。全部課程，收發電碼、通報用英語會話、電學基礎知識，都是王永浚教的。那時電碼收發是我們的主課。在4個多月的時間裡，每天王永浚都坐在一張簡陋的課桌后面，教我們這些幾乎半文盲的青少年收發報。”
4個月后，龍振彪從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班結業，被分配到紅六軍團第十七師當報務員。此時，紅軍正在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地區，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紅六軍團代軍團長兼第十七師師長蕭克已率第十七師到九江一帶活動。龍振彪從訓練班回到紅六軍團做的第一件事，是與紅六軍團電台監護排和運輸排的戰友一起，挑著機器，抬著發電機和電瓶從永新向埠前方向轉移。永新縣城被國民黨軍佔領后，龍振彪的主要任務是去找紅十七師部隊。這時，他獲悉，蕭克率紅十七師打回永新縣東鄉一帶。於是，龍振彪到東鄉找了幾天，最后在高頭橋找到了紅十七師部隊。從此，龍振彪與“霍姆萊特”和“哈特萊”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主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據地日益縮小，在內線粉碎國民黨軍“圍剿”面臨巨大困難。7月，中共湘贛省委和湘贛軍區根據中革軍委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時為主席，蕭克、王震為委員的軍政委員會，指揮紅六軍團轄第十七師、第十八師和紅軍學校西征，拉開了紅軍長征的序幕。
7月19日下午，龍振彪隨紅十七師從藥子山經水裡、白露向梅田村結集。龍振彪回憶說：“7月23日下午，我軍（紅六軍團）從牛田出發，經遂川突破敵人包圍圈后又連續沖破四道封鎖線，轉戰千裡，克服了無數艱難險阻，於8月11日進至湖南的桂東，隨之佔領沙田。23日由沙田急行軍，一天走了70公裡，准備搶渡湘江。因敵人先期佔領了渡口，后面敵人又追上來，於24日3時我軍進入湖南著名的陽明山。當晚7時，全軍在半山腰的一座大廟附近露營。”
露營時，蕭克說：“電台立即架設天線，與中央聯絡。”
龍振彪和電台的戰友們一起，立即在大廟裡架設天線，很快便與中央聯絡上了。蕭克從電台裡獲悉，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書記陳洪時已叛變，地方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再回蘇區已不可能，蕭克等人決定直插湖南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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