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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克服右傾錯誤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除了犯 “左”的錯誤之外，還犯過右的錯誤。
如前所述，王明最初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執行的是共產國際的“左”傾關門主義，拒絕與任何黨派開展合作。但隨著共產國際政策的調整，他的觀點也發生了轉變。他開始發表一系列文章，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名義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包括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這個政策的轉變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反響，促進和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所以在此問題上，王明是有功的，這個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毛澤東后來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曾評價說：“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 ”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王明的所有這些主張都是建立在共產國際指示的基礎上，幾乎是亦步亦趨，完全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其實這也正是教條主義的表現。
1937年11月，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王明回國了。他和陳雲、康生一起乘坐蘇聯專機抵達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毛澤東還在機場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了一個熱情洋溢的題為《飲水思源》的講話，把王明比喻為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是“喜從天降”，是“馬克思給我們送來了天兵天將”。應該說，毛澤東對王明回國是熱烈歡迎的。
王明在回國前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共產國際書記處候補書記、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地位相當高，負責指導東方國家的革命。他這次回國，感覺也非常好，把自己當做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所以一回到延安就到處發號施令。張國燾曾回憶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 ”王明這次回國后，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了“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極力抹殺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和本質區別，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並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他說：“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要使人家一到特區，便感覺特區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
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靠自己的發展壯大來鞏固統一戰線，隻有我們自己壯大了，國民黨才不敢破壞統一戰線﹔同時也隻有我們自己壯大了，也才能真正團結小資產階級，擴大統一戰線。從后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於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的尚方寶劍，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在黨內佔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一些黨的高級干部也深受其影響，導致毛澤東的一些正確主張未能得到貫徹。后來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做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十二月會議后，王明到武漢領導中共長江局，負責與國民黨的統戰工作。這一時期，他一再地與中央鬧獨立。他剛到武漢，沒有經過中央批准，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於1937年12月2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他未經毛澤東同意，就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對記者的公開談話﹔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遞交了 《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在此期間，王明還試圖與延安分庭抗禮，甚至公然否認延安中央書記處的權威性，要求把書記處搬到武漢，並且指責毛澤東、張聞天不應該再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指示和文件，儼然要使長江局成為與中央對立的第二政治局。
在實踐中，王明的這種右傾思想和宗派主義行為給中共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束縛了其發展壯大的手腳，使黨未能抓住時機在華中敵后廣泛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影響了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發展。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正是因為王明有共產國際指示這道“聖旨”，而黨內又彌漫著濃厚的教條主義氣氛所造成的。所以，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克服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整風運動，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徹底打破對共產國際的盲目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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