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過草地（油畫）。
戰士們在進行整風學習。
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延安整風，原因很復雜，但是歸根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曾經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我黨近年的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些不好的東西，就正是為了使中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 ”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想通過整風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呢？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隻有同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發揮其指導作用。然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曾經走過一段曲折的歷程，經歷了許多慘痛的教訓。這就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創造一個有利於開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氛圍，而發動延安整風是他的一項重大舉措。具體說來，延安整風的起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為糾正“左”傾教條主義
延安整風之前，中共黨內曾經先后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1931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副校長時的得意門生王明推上了台。在此之前，王明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一下子進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員。這一年王明隻有27歲，是政治局裡最年輕的一位。米夫對王明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一個天才的領導者，搞中國革命沒有他是不行的。在這種情況下，王明自然就成了能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唯一代表，從而掌握了中央實權。
六屆四中全會后不久，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經歷了一次嚴重危機，幾乎遭到滅頂之災，那就是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幸好當時打入中統內部的錢壯飛及時把顧順章叛變的情報通報給中央，周恩來馬上組織中央轉移。此后，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變節。這一系列突發事件的發生，迫使上海中央採取緊急疏散措施，當時決定王明去莫斯科，周恩來去江西蘇區。臨走前，他們決定在上海成立一個臨時中央來維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剛剛從蘇聯留學回國、顧順章還不大認得的人組成，認為這樣便於開展工作，其中為首的就是博古和張聞天。博古當時才24歲，從事實際工作經驗很少，也不是中央委員，卻一下子成了總負責，可以說是一步登天。而王明之所以選中博古，也主要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較一致，能忠實地貫徹共產國際路線。
后來，由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這個臨時中央也很快移到中央蘇區，從而使中央蘇區也開始直接受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這種危害主要有兩點：一是在軍事上實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主張“御敵於國門之外”，與國民黨軍隊大打正規戰、陣地戰，搞“短促突擊”，跟敵人拼消耗﹔二是在政治上實行共產國際的“左”傾關門主義，把所有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都看成革命的敵人，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拒絕與發動“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合作。這一系列“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紅軍被迫長征，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關於“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曾寫了9篇筆記，有5萬多字。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以臨時中央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在這次會上，博古“左”傾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毛澤東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也是毛澤東個人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毛澤東后來曾經回憶說：在此之前，“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裡去，搞得很臭。后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但由於環境和條件的限制，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與組織問題，並未觸及思想上、政治上的問題。張聞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仍然肯定地說：“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
此后，毛澤東曾經努力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遵義會議決議只是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由於“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依舊根深蒂固，一些同志不同意說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因此會議沒有就此作出結論。這件事讓毛澤東認識到，隻有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擺脫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定要整頓三風，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