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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歷新年期間必須照常辦公”
在堅定的改革者看來，國家“正朔”是大道之所在，與此相比，老百姓的生活習慣只是小節。在“大道”的影響和左右下，自然是必須做到“新者即行，舊者自廢”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何自民國二年開始，有些地方官府為推行陽歷，嚴令禁止民間過陰歷新年。為此政府制定了新規，要求機關、學校、報社等機構，隻在新歷元旦放假，陰歷新年期間必須照常辦公。
可除夕合家團聚的習俗實在不易改變，即便是鼓吹陽歷最熱情的《申報》，在舊歷新年到來時，依舊“承社會之習慣，即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報刊也莫不如此。
原該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門，同樣在私下裡陽奉陰違，陰歷年節雖未停止辦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連參議院的會議也鬧出了議員大量缺席的烏龍，“因人數不足，延期三鐘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數”，隻緣於當日是“陰歷大除夕”。
“新舊二歷並存”
顯然是意識到了政令易下，舊俗難除，1912年1月13日，南京臨時政府下令內務部編印民國元年的歷書時，便規定了三條重要的宗旨:一、新舊二歷並存﹔二、新歷下附星期，舊歷下附節氣﹔三、舊時習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凶神宿一律刪除。這其中最關鍵的一點，便是默許了舊歷的存在，也同時埋下了“新舊二歷並存”的伏筆。
由於民國政府的極力提倡，曾經“於人民無與”的元旦，確實一年比一年熱鬧了起來。在北京，每到元旦日，總統府門前便會張燈結彩，前門東西車站綴滿電燈，放假的男女老幼結伴出游，東安市場裡人山人海。上海南京路的商鋪在元旦也一律高懸國旗，停市休息。向來做為官府禮儀之用的賀年片，也慢慢地成為了上海民間互致問候的新年禮物。
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湊的也只是官家的熱鬧。正如民間通稱陽歷為“官歷”，陰歷為“民歷”，官派與民俗的分野，或許就是新歷始終難以取得完勝的關鍵。一言以蔽之，“新歷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舊歷之新年，乃社會的新年”，與民國的誕生相伴而至的陽歷，注定難以改變自身的官派色彩，“可見政治之勢力不及社會也”。
清政府也曾經考慮過改歷
事實上，在晚清西學觀念的影響下，清政府也曾經考慮過改歷，並計劃在宣統三年(1911年)“更用陽歷”。隻不過隨后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成立，改歷已不再是內部革新的小事，而成為新舊時代的分際線。
可傳統的力量是持續而強大的，新舊的對立也並非想象的那麼清晰簡單。“你愛摩登，可遵新歷﹔我是老朽，且從夏制”，民國元年的歷法變革，最終呈現出這般妥協的姿態，卻是這個新舊雜糅的時代最合適的選擇。（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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