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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在山西
5月30日，由廣東省委秘書長馬甫和廣東省人民醫院醫生吳雲章護送，楊尚昆乘16次特快加挂的一節公務車去山西，6月1日晨到達石家庄，2日凌晨改乘87次車7時許到達太原。山西省委書記、副省長武光湯，省委副秘書長歐陽景榮出面接待並宴請。6月3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從北京回到太原，傳達他在北京時周恩來、鄧小平、李雪峰同他談話的情況，決定楊尚昆暫時安置在山西，不要回北京。當晚，楊尚昆由臨時下榻的迎澤賓館移居柳巷太原飯店西樓。在太原，山西省委給楊尚昆看了5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
楊尚昆急於下去工作，幾次要求立即去臨汾，但都被婉言拒絕。隻在6月23日，省農辦的一位同志到太原飯店向楊尚昆匯報山西的農業情況。
在逆境中，楊尚昆沒有忘記7月1日是黨成立45周年，更沒有忘記工作。這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在這個偉大的紀念日子……隻等衛恆同志回來（當時衛恆又去了北京——筆者注），便決心去晉南工作了。”
7月4日上午楊尚昆去晉祠散步，突接電話說“衛恆要來談話，下午不要離開太原飯店”。果然，那天下午一時許太原飯店院內突然軍警林立，氣氛緊張，楊尚昆被轉移到一個秘密地方開始“隔離審查”。
開始還很客氣，配有炊事員、服務員，生活條件尚可，無非是責令他交代“問題”。這期間，他很平靜，用了大約四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份長達三萬余字的《自傳》。《自傳》中寫道：“我在中央工作的二十年時間內，對於主席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積極擁護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我都是一貫擁護的。沒有在任何場所發表過反對三面紅旗和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的意見，也沒有參加過任何人的陰謀反黨活動。”“有許多關於我的錯誤的具體事實，我還弄不清楚。有許多問題，我還沒有想通。”
回憶楊尚昆被隔離審查的那天，13時許，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車聲驚醒，此時太原飯店院內軍警林立如臨大敵，楊尚昆不知去向。歐陽景榮跑到我的屋裡，同我和警衛員趙宇田談話，無非是楊尚昆犯了錯誤，你們要和他劃清界限，等等。隨即有一個人來到我的房子仔細檢查我的行李，當場扣留了我的兩本工作日記和幾個中央辦公廳卷宗，用復寫紙開了一個《扣留蘇維民同志物品清單》，一式兩份，雙方簽了名。之后，歐陽景榮等人走了，又來了兩個人，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地方，和我們形影不離。次日，那兩個人押解我和趙宇田回北京，四個人一同登上去北京的火車，這是一個軟臥包廂，我們很知趣，一進包廂二話不說爬到上鋪就睡下了。次日（7月6日）晨回到北京，由中辦機要室的鄒常縉接站，先到華北飯店（今金台飯店）吃了早餐，又把我們送到中辦學習班二支部（機要室支部）所在地和平裡，安置了趙宇田的住處后，我說我的家就在這裡，他們隻好讓我回家。
在太原時間不長，但很不尋常。從楊尚昆能否與家人通信問題和趙宇田的工作問題兩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央辦公廳也是一片混亂。
一是關於楊尚昆和家人通信問題。6月4日歐陽景榮來看楊尚昆，帶來一個汪東興辦公室的電話記錄，說李伯釗已搬出中南海，家中尚未安裝電話，如果打電話可以通過附近的一個公用電話轉。又說關於趙宇田，中央警衛團已通知山西省軍區政治部給他分配工作，不要回北京了。當晚，楊尚昆給李伯釗打電話，是李伯釗的服務員小白接的，說他們都很忙，要很晚、很晚才能回來。以后再打這個“公用電話”就根本打不通了。很清楚，所謂“公用電話”是在演戲，實際上不允許他們通話但又羞羞答答不明說。
二是關於趙宇田的工作問題，6月6日，趙宇田按照電話通知去山西省軍區報到，軍區說立即脫軍裝轉業。三天后，9日，歐陽景榮又告，趙宇田可以不脫軍裝，准備把他的關系轉到山東省軍區分配工作。18日，收到中央警衛團給“趙辛田”的一封信。估計“趙辛田”是“趙宇田”之誤。拆封后果然是給趙宇田的，信中說：“你的關系已轉到山西軍區，一切由山西軍區處理，你在北京的行李，可以給你寄去。”信是寫在一張白紙上的，既不使用公用信箋，也未加蓋公章，到底算不算公函？信中的話算不算數？半個月內，一變再變，前后矛盾。最后，一沒有讓趙留在山西，二沒有讓他去山東，而是把他押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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