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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老楊根本不是什麼“教友”，而是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員。就見他把袖口拆開幾針，撕開一個小縫，從裡面取出一個折好的細長紙條，遞給黃長老，低沉地說：“黃長老，這是一個密寫的藥單子，張珍部長讓你抓緊採購，盡快運往‘家裡’。”
黃長老接過密寫的藥單子，很淡定卻又很堅毅地說：“好！我一定按期把藥品送到‘家裡’。”
黃長老名“寵錫”，單字一個“浩”。他不但是新街口福音堂的長老，還是米市大街中華基督教會青年會董事長，崇慈小學校長和崇實小學、崇慈女中、崇實男中董事。而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八路軍冀中軍區“平津特派人員主任”，是一名黨領導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報人員。
送走了老楊，黃浩趕緊回到簸籮倉胡同6號家中。這是一所大四合院，前后好幾進，他和夫人王佩芝在這兒開辦了“寵錫家庭挑補繡花工廠”，生意很紅火，產品遠銷海外。他先到車間看了看挑補繡花工藝品，夸獎了幾句女工，然后對王佩芝說：“又來了一批新花樣，我們去看看。”
兩個人來到后院西北角的臥室，黃浩取出密寫的藥單子，用碘酒一刷，立馬兒上面就出現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字和符號，原來都是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名字。他脫口而出：“嗬！這次‘胃口’真不小啊！”再仔細一看，黃浩更興奮了：“消滅鬼子，仗越打越大，‘家裡’太缺藥了。‘胃口’再大，我們也得想法子滿足。再說，這可是白求恩大夫開的單子。”
比照藥單子的內容，夫婦倆屈指一算，除了香港、上海過幾天秘密發來的一批藥品外，還缺一部分藥品，必須立刻籌措經費，啟動地工組成員，馬上購買，刻不容緩。
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為八路軍買藥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要冒極大的危險。
黃浩把購藥安排藏在自行車的車把套內，叫來女兒黃曙鳴，讓她騎車送信兒。別看黃曙鳴（又名黃鸝）隻有十幾歲，但她在爸爸、媽媽的培養下，已經成為地工組的小骨干，秘密工作經驗很豐富。她騎上自行車，出簸籮倉胡同不遠，回頭觀察，發現有個人似乎在跟蹤她。於是，她車騎得越來越快，到了北海附近恭儉胡同口，突然拐了進去。在小胡同裡七拐八拐，就把這個人給甩掉了，順利地完成了送信的任務。
接到任務，地工組成員立刻行動起來。
王佩芝和黃浩的秘書吳又居到北平匯豐銀行，將黃浩從廣東潮汕、香港等地同鄉、親友籌集來的巨額經費，以進貨的名義，取出一些作為買藥的資金。
地工組成員李慶豐是協和醫院宗教交際部主任，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搞賑災、為教會醫院生產為名，利用醫院的設備，在醫院禮堂組織愛國職工做消毒急救包（主要有刀子、紗布、小藥品等）、裁剪繃帶。他還把原材料拿回家裡，全家總動員，老岳母、夫人於淑敏和子女李壽康、李壽英都動手制作消毒急救包。因為協和醫院是美國人開設的，日本人也奈何不得。在日本人佔領下的北平，如此大規模地為八路軍秘密生產急救包，堪稱一絕。
地工組成員劉仁術是平津硝皮廠老板、一個大富商，還是日本人辦的北平制革統一聯合會的要員。憑著這些身份，他和夫人費路路通過“發國難財”的漢奸，從王府井大街“陸軍御用達”藥店，買到了所缺的西藥。
兩天后，香港、上海的藥到了。黃浩來到新街口丁字街南邊的郵局“提貨”，隨后王佩芝“取貨”回家。一會兒，兩輛人力車停在簸籮倉胡同6號門前。因為工廠常進料，也經常通過新街口郵局往天津、上海、北戴河、新加坡等地發貨，街坊四鄰對這場景都習以為常了。看到王佩芝又“進貨”了，鄰居夸獎道：“黃太太，您好能干呀！進料、寄貨都自己動手！”她一口潮州腔微笑著說：“過獎了！過獎了！大家一起發財。”
王佩芝坦然地踩了兩下自家人力車的車鈴，女工姚文清（地工組成員）聞聲跑出來，和她一起將車斗裡的三個包裹搬進院子。工廠的女孩子們圍上來問：“老太太，是不是又寄來新樣品了？”她們哪裡知道，這批“貨”就是給白求恩大夫購買的藥品。
夜深人靜時分，女工們都睡了，黃浩夫婦帶領姚文清和女兒黃曙鳴，在四合院后院將藥品、器材分類包裝。為避免受潮，王佩芝先用蠟紙把粉劑和片劑（奎寧粉、磺胺消炎粉等）包好，再用黃色土油布包嚴。最后，用布包裹好，分別打包或裝入柳條箱。
藥准備好了，怎麼運出日本人戒備森嚴的北平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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