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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篇口頭講話轉化為經典文獻的過程，不難看出一些重要門道。
第一，講話都醞釀於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論十大關系》出現在蘇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之間，蘇共二十大暴露出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中共八大必須回答中國在全面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路子應該怎樣走。劉少奇當時正在主持起草黨的八大政治報告，聽了“十大關系”的講話后，高興地對起草組的人說：有了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我們這個報告的主調就有了。發表《正處》講話的背景是，1956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波匈事件”，國內個別地方出現了罷工罷課現象，文化藝術領域因貫徹“雙百”方針，出現了不少爭論，怎樣看待這些社會矛盾，必須回答。按斯大林的說法，在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人民內部矛盾的，隻有敵對矛盾，中國共產黨是不是要因循此說？《正處》作了鮮明的理論回答。《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則是出現在人們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時，圍繞與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底有沒有關系這個問題，出現了不同意見，中央需要表明態度。可見，三篇講話，都是形勢“逼”的，實踐要求的，人們希望有“說法”的。都是為了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提出新觀點。毛澤東以他的政治敏銳性及時地發現並緊緊抓住突出而重大的問題，作分析，提判斷，拿方針，“做文章”。於是，三篇講話一出，人們會覺得很及時、很需要、很解渴、很重要。
第二，先“聽”后講，觀點出自調查研究。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的觀點，不是在屋子裡想出來的，也不是隻看材料琢磨出來的。為了講得有把握，講得切中需要，講出符合實際的新觀點，他事前總是在不同范圍聽取意見，對實際情況作深入的調查研究，然后抓住問題的根本，明確講話的針對性，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斷。
第三，反復征求意見，補充和完善講話的觀點。既是口頭講話，就不能要求一開口就講得那樣精確無誤，那樣縝密周到，那樣天衣無縫。特別是新的理論觀點，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就講周全的。毛澤東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上，曾以自己為例說：“當主席，說十句話錯了六句，錯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當不成了。要說一句話都不錯，沒有那回事。”（《毛澤東文集》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頁。）講出來的經典文獻，常常有多種“文本”。例如，講話提綱，口頭講話的原始記錄，報道講話的新聞稿，作者自己的改稿等等。口頭講話不過是諸多“過程稿”之一，不能要求一步到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和《正處》，經歷了不同場合多次講，反復聽取各方面的討論，自己又予以回答總結的過程，這事實上是把自己的觀點亮出來和大家討論的過程，是對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然使自己的認識不斷得到補充、修正和完善。
第四，書面修改是確立和表達觀點最重要的環節。動手修改講話稿，是確立和表達觀點的最后環節，也最需要下苦功。毛澤東的書面修改，不隻潤色文字，同時還包括彌補口頭講話不周全、不准確、不充分、不精練的地方。有時還要根據講話后出現的新情況有針對性地強調一些內容。他不光自己動手反復修改，還請別人諸如“秀才”或其他領導人幫助修改。1963年11月，毛澤東曾同外賓談到：“寫文章和寫詩，不經過修改是很少的。為什麼要經過修改？甚至於還要從頭寫？就是因為文字不正確，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現不好。有時還要征求別人的意見。別人有不同意見，我就要想一想。”正是這“想一想”的書面修改，把口頭講話錘煉成為了經典文獻。
修改講話稿的目的是為了更正確地指導實踐。上述毛澤東三篇講話的基本精神，當時作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在實踐中起到了相應的政策效果。但其中兩篇隨著毛澤東關注思路的變化，隻作為文件印發，生前沒有同意公開發表。公開發表的《正處》，加進了后來形勢變化后作出的一些新的判斷，雖屬必然，但其中個別觀點不一定符合實際。看來，好思路好觀點提出不易，堅持和落實也不易。具有戰略意義的思路觀點，既然符合實際，又受到歡迎，就不宜輕易擱置，應讓它在實踐中持續結出果實來。這是談三篇經典文獻形成過程需要補充說明的。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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