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讓口頭講話成為經典文獻，在毛澤東那裡，是尋常事，也是他習慣和擅長的一種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毛澤東關於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三篇文獻，《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都是在正式會議上口頭講出來的，事先沒有稿子。從三篇口頭講話轉化為經典文獻的過程，不難看出一些重要門道：第一，講話都醞釀於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第二，先“聽”后講，觀點出自調查研究﹔第三，反復征求意見，補充和完善講話的觀點﹔第四，書面修改是確立和表達觀點最重要的環節。
﹝關鍵詞﹞毛澤東﹔口頭講話﹔經典文獻﹔《論十大關系》﹔《正處》﹔《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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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有三篇文章，影響深遠。一是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談怎樣搞社會主義建設，重點在經濟﹔二是1957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談怎樣處理社會矛盾，重點在政治﹔三是1962年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談怎樣吸取“大躍進”的經驗教訓，重點在黨內民主制度建設。如果把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文獻作一個排列，這三篇肯定會排在前面。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篇文獻都是在正式會議上口頭講出來的，事先沒有稿子。讓口頭講話成為經典文獻，在毛澤東那裡，是尋常事，也是他習慣和擅長的一種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諸如，在延安整風期間發表的《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還有人們熟悉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莫不如此。這固然是因為他有這種本事，但細細體會，這中間卻有大甘苦，更有大門道。
先說《論十大關系》。
這篇講話來自於“聽”。所謂“聽”，就是調研。從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澤東連續用40多天的時間聽取34個部門負責人的工作匯報，不斷插話提問，間或發表些意見，作些評論。在最后幾次聽匯報時，逐步形成大致思路，對怎樣搞社會主義建設，先后歸納出沿海與內地、輕工業與重工業、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經濟與國防、少數民族與漢族幾組關系。有了這些積累，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一口氣講了“十大關系”。可見，沒有如此這般的“聽”，便不可能有如此這般的“講”。毛澤東后來也說：“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麼會形成呢？” （《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頁。）
聽有聽的門道，講也有講的門道。4月25日講完“十大關系”，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進行了討論，討論中又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4月28日，毛澤東就討論情況再次作了總結發言。5月3日，周恩來根據自己的記錄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上對“十大關系”作了詳細傳達。隨后，各地紛紛要求印發周恩來的傳達記錄稿。5月28日，毛澤東在有110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又講了一遍“十大關系”。所謂最高國務會議，是由國家主席召集的商討國家重大問題的會議，有許多黨外民主人士參加。講完后，與會者紛紛發表了看法，這對毛澤東進一步思考“十大關系”的內容自然又有助益。《論十大關系》的正式文本，即由毛澤東4月25日和5月28日兩次講話記錄綜合整理而成，還參考了中央印發的周恩來的傳達記錄。
《論十大關系》講話的發表，對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件開創性的大事。毛澤東1960年在《十年總結》一文中也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但是，這篇講話在毛澤東生前卻沒有公開發表。這既和他后來的關注重點發生變化有關，也和他在整理過程中的慎思有關。1965年，劉少奇提出將《論十大關系》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以上各級黨委學習，毛澤東表示同意，但要求在中央批語中加上這樣的話：“毛澤東同志最近看了后，覺得還不大滿意，同意下發征求意見。請各級黨委對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匯總報告中央，以為將來修改時參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頁。） 1975年，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胡喬木對這個講話又整理出一個新的稿子。直到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逝世后，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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