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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迫使蔣介石停止“剿共”，實行聯合抗日政策，奠定了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基礎，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發展。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理論，推動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發生，使中共在沉寂多年后重新登上蘇區以外的政治舞台。本文以西安事變的發生到“保蔣安全”階段為節點，對多個主體在西安事變發生后的反應和周恩來在其中的斡旋調停作一梳理，並分析周恩來統一戰線思想在西安風暴中心的實踐特點。
〔關鍵詞〕周恩來;統一戰線;西安事變
一、周恩來統一戰線思想背景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為建立、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近年來，國內學者對周恩來統一戰線思想與實踐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深度不斷加強。在對周恩來統一戰線思想與實踐的討論上，學者們就其“求同存異”“堅持兩點論”“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等特點達成了共識。〔1〕在西安事變發生前，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會議與決議促成了周恩來統一戰線思想的進一步成熟。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就是“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確立了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2〕至此，中共基本上完成了針對國民黨、蔣介石政策的重大改變，即由“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
周恩來在總結這一階段統一戰線的歷史經驗時，同樣得出了“敵人的營壘是會變化的”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論斷，他批判有的人用凝固的觀點看問題，把敵人和朋友看成是一成不變的。他建議中共應該從實際情況出發，認真地進行具體分析，採取“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方針，才不會犯“左”的錯誤。“敵人的營壘是會變化的”，不僅指敵人營壘中的民族資產階級是變化的，可以從敵人營壘中重新分化出來，加入統一戰線﹔即使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各派，在不同的形勢下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分化。因此，共產黨應該利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為著某一目的而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3〕從這一認識出發，在瓦窯堡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后，周恩來就做了大量爭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英美派的工作，並推動東北軍和西北軍成為“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將其統一戰線的成熟思考應用於實踐，在促進中共中央制定正確解決方針的同時，有效防止了西安事變初期西安、南京各對立力量之間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二、周恩來與多主體影響下的西安事變初期階段
學者佔善欽在《再論周恩來在西安事變的調處》一文中，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進程劃分為“以審蔣罪行為主的階段”、“以保蔣安全為主的階段”、“以釋蔣回京的階段”和“西安事變善后階段”。〔4〕周恩來在各個階段調處的內容和針對性是不同的。“審蔣階段”與“保蔣階段”可謂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初期階段，其時間可界定為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周恩來關於釋放蔣介石條件的電報之前。
事變發生后，西安頓時成為全國政治斗爭的中心，形成了極其復雜的局面。不同階級、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立場的人們有著不同的看法。國民黨內部混亂不堪，派別之間的明爭暗斗也反映出英美日的激烈矛盾﹔東北軍與17路軍內部還缺乏統一的認識﹔各地方實力派，如四川的劉湘、劉文輝，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和山西的閻錫山等，都有代表在西安活動聯絡。與此同時，南京的“討伐”部隊節節進逼，大軍壓境，新的大規模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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