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開放后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新思考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的確立，中國共產黨探索工業化的思路開始了歷史性的轉換。陳雲在糾正經濟建設方面“左”的主體性錯誤，指導調整和發展國民經濟中對中國工業化道路進行了新的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新貢獻。
（一）從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的層面思考工業化協調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后，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成為經濟工作中最突出的問題。中共中央開始調整傳統工業化模式，改變過去僅限於平衡農輕重關系的認識，由優先發展重工業向產業協調發展的模式轉變。1979年陳雲兼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在領導國民經濟新的調整中，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和優化的角度多方面分析了工業化發展戰略問題。
第一，根據產業結構綜合平衡確定經濟發展戰略重點。傳統戰略中的重點是固定的，注重主要重工業產品產量，特別是鋼鐵產量的增長。產業結構的綜合平衡並不是沒有重點，而是放在部門、產業間比例關系的協調上，並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動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適時調整，使經濟結構合理化，特別是新興部門不斷會成為發展重點。“六五”計劃將農業、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和教育、科學事業確定為國民經濟發展戰略重點，並強調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建立合理的經濟結構。主要決策者之一陳雲認為，建設要有重點，現在看，這些重點“是從整個國家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考慮的。重點隻能由中央根據全局的長遠的利益，經過綜合平衡來確定。”[36]實踐証明，這種思路更有利於工業化的發展。
第二，基本建設要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注重發展速度與效益的統一。1979~1981年的國民經濟調整，進一步暴露出過去工業建設中片面追求產值產量增長、高積累低效率的痼疾。根據以往經驗和新的情況，陳雲反復強調經濟結構調整和基本建設要注重提高經濟效益。1979年6月他談到冶金工業的重點時說，“重點應當是抓質量、品種、規格，這個抓上去了，作用就大了。歐洲有些國家鋼的數量並不大，與我們差不多，但是由於質量、品種解決得好，作用很大。”[37]1981年9月談到工業、財貿進行體制改革，推行責任制時又說，“質量隻能提高，不能降低，否則要害民、害國。”[38]陳雲認為“六五”計劃主要特點是著重於提高經濟效益，這樣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又比較快的發展速度。
第三，在工業經濟結構的調整上，陳雲認為“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工業現代化”[39]。現代化建設既要以發展最先進的工業為主體，又要考慮到與其他行業的發展相協調。1979年3月他在關於財經工作給中央的信中指出，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當前“要著重調整我國所需要的各種鋼材之間的比例關系。鋼的發展速度，要照顧到各行各業（包括農業、輕工業、其他重工業、交通運輸業、文教、衛生、城市住宅建設、環境保護等）發展的比例關系。”[40]現代化與工業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其范圍更廣，涉及到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內涵。這實際上蘊含了從現代化視角對工業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認識。
（二）在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中思考工業化發展新路徑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新政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新的驅動力。陳雲在思考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拓展中國工業化新路徑的思想。
在體制改革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利用市場調節，是陳雲長期探索並形成獨到見解的一個重大問題。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體制改革思想。改革開放后，陳雲總結了計劃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率先提出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觀點。並從“基本的主要的”和“從屬的次要的”[41]關系，到“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42]，再發展到“鳥籠經濟”[43]思想，對兩者關系作了進一步的思考。對此，理論界有不同看法。應該說，即使是“鳥籠經濟”思想也難免有著計劃經濟的歷史局限。因為“籠”與“鳥”的關系雖然蘊含了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關系的思想，但畢竟仍然僅局限於“搞活經濟”這一塊，而並不像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涵蓋全國經濟的范圍。盡管如此，從中國漸進性市場化改革的發展視野來看，這些新思考卻有著開創性和必經階段的啟后意義。而且，1981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起步時，陳雲便預見到“體制改革，農業先走了一步，我看工業、財貿系統也勢在必行。”[44]因此，這些新思考對中國工業體制改革及工業化新路徑的開拓，具有重要指導價值。一是有利於工業化建設中自覺尊重和運用價值規律。陳雲指出：“忽視了市場調節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們對價值規律的忽視，即思想上沒有‘利潤’這個概念。這是大少爺辦經濟，不是企業家辦經濟。”[45]二是為工業化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改革開放初期，對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陳雲多次高度評價說：“它的意義不下於私營工商業改造。”[46]因為，對工商業的改造是要消滅剝削，現在進行的體制改革則是要打破“大鍋飯”、“鐵飯碗”。這“將會大大調動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干部進行四化建設的積極性，使我國的生產力獲得一次新的大解放。”[47]
在對外開放方面，早在1973年陳雲協助周恩來抓外貿工作時，就敏銳地注意到中美關系開始正常化之后國際局勢的變化，提出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對立起來，“要注意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問題。”[48]還提出要研究國際金融和貨幣問題，學會利用商品交易所。陳雲這種在當時充斥極“左”思潮年代裡凸顯出的遠見卓識，在改革開放初期進一步得到了發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主張充分“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來進行建設。並提出在資金不夠、量力而行的條件下“可以借外債。”他指出：“借外債來搞建設，這是一件新的事情。對我們來說沒有經驗，應該逐項研究，積累經驗。”[49]二是認為“對外開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們這裡來，我們也可以到人家那裡去。”中國人多，應當大搞“勞務出口”，還可以對外投資，如“利用世界鋼鐵不景氣的機會，對國外要倒閉的鋼鐵企業進行投資，搞合營”。[50]后來的實踐表明，中國現代化建設不僅要“引進來”，而且要“走出去”，更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經濟競爭和合作。這一新途徑不僅打破了長期以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自我封閉和半封閉模式，而且創新了中國工業化的開放模式。顯然，陳雲在對外開放初期的這一思想，應該說是當時探索的一個重要突破。
（三）在科技創新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思考轉變工業化發展方式
長期以來中國實施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是外延式、粗放型的，主要依靠投資新建企業，忽視對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造成資源浪費巨大，經濟效益低下。隨著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和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弱點便逐漸顯現出來。“六五”計劃開始提出擴大再生產方式必須由外延型為主向內涵型為主轉換，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對此，陳雲在科技創新和可持續發展兩個問題上的探索和意見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科技創新上，一是提出在工業建設中，重點應放在利用先進技術對現有企業技術改造，發揮現有企業的潛力。陳雲認為這“應該是我們今后發展工業的一條新路子。”[51]為此，他建議“一方面提高整個國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科學攻關。”同時應該學習日本，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引進以后把它加以消化”，這“是促進我國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52]二是強調緊緊抓住世界新的技術革命的機遇，依靠現代科學技術推動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1984年3月陳雲聽取電子工業部部長江澤民匯報時說：“世界上即將出現一次新的技術革命，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就是這場技術革命的兩個代表。”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生產自動化，對經濟發展起的作用很大。這對我們的國民經濟“是一場新的挑戰。”發展工業化和現代化，一定“要把電子工業搞上去”。[53]
在經濟持續發展問題上，陳雲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強調，工業建設中要盡早注意“水資源”和“工業污染”兩個問題[54]。隨著“六五”、“七五”計劃經濟建設快速發展，資源環境破壞狀況呈上升趨勢。陳雲更為關注發展中資源環境的保護，痛斥農業、工業生產“都相當普遍地存在著一種掠奪式的使用資源的傾向”，疾呼“應當引起重視”。強調要把治理污染、保護環境當作“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來抓。[55]並提出應該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認識限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的重要性，要把它們同國民經濟計劃一樣，“列入國家長期規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加以實施。[56]
陳雲在上述兩個問題尤其是對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關系的探索，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工業化初期階段是很富有遠見的，實際上涉及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蘊含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合理思想。
總之，改革開放后陳雲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繼承和發展，雖然仍難以完全擺脫歷史的局限，但從歷史發展看，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成功開辟，凸顯了陳雲作為開創者和推動者之一在探索過程中的思想價值，這一系列富有創見的思想觀點，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單位：中共福建省委黨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