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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修辭方面的技巧
毛澤東和魯迅都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第一流的語言大師，他們的語言修辭技巧也有著許多共同之處，如除了常用的比喻之外，他們都喜歡運用諸如拈連、仿詞、詞語活用等特殊修辭手法，以收到幽默、諷刺、夸張等藝術效果。
（一）比喻。毛澤東把文化產品區別為“香花”和“毒草”兩大類，指出：“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麼是真的毒草，什麼是真的香花”﹔魯迅則將文藝作品區分為“佳花”和“惡草”兩類，指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
（二）拈連。毛澤東運用拈連的例子，如：“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眉山。”“過去的‘剿共十年’並沒有‘剿’出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難道還想再來試一次嗎？不錯，‘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但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些口口聲聲‘以拯救人民為前提’的人們，在自己‘呼吁和平’幾個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戰爭了。”這裡由“打內戰”順手拈連出把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由“剿共”拈連出“剿”出“一黨專政”、“滿洲國”以至“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由“呼吁和平”拈連出“呼吁戰爭”。
再看魯迅運用拈連的例子：“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才回家。”這是由“打門”拈連出“打出一個小使來”。訪友不遇，作者要求“在這裡等一等”，“小使”說“不成”﹔作者“便從衣袋裡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結果是：也不成！”這兩個“不成”，加上此前“行到東長安街左近”要穿馬路時，“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所以作者說“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這裡將他人說的“不成”，說成自己“不成了大半天”，也具有拈連的性質。
（三）仿詞。毛澤東運用仿詞的例子如“國民黨軍隊……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所以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戰內行’之外，對於‘外戰’，就不能不是一個‘外行’”﹔“我們說，我們不是‘文化團體’，我們有軍隊，是‘武化團體’”﹔“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讀者定會覺得這是一條‘新聞’吧，其實卻是一條舊聞”﹔“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這些例句中的“外戰、武化團體、小眾化、舊聞、陽謀”即分別由“內戰、文化團體、大眾化、新聞、陰謀”仿造而來。
魯迅使用的仿詞如“所以一面又覺得無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氣，‘小鬼’年青，當然是有銳氣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麼？”﹔“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這些例句中的“有聊、疾善如仇、狹人、婆理”。即分別由“無聊、疾惡如仇、闊人、公理”仿造而來。
毛澤東和魯迅還仿造成語以表達幽默、諷刺、揭露等特殊含義，如毛澤東依據“走馬看花”仿造出“下馬看花”﹔魯迅按照“壽終正寢”仿造出“槍終路寢”和“壽終牢寢”。
（四）詞語活用。毛澤東和魯迅都能夠准確把握詞語的結構和含義，並善於將某些詞語加以活用，以收到幽默或諷刺的藝術效果。
毛澤東的詞語活用如“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了。”在此兩例中，毛澤東故意避開“垂涎三尺”和“高枕無憂”這兩個成語，而用完全口語化的“垂著一尺長的涎水”和“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不僅平易幽默，生動形象，而且妙趣橫生。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魯迅對“垂涎三尺”這個成語也有類似的活用：“小姐的彩球將要拋下來的時候，——一個個想吃天鵝肉的男子漢仰著頭，張著嘴，饞涎拖得幾尺長……”
在大眾語匯的運用上，毛澤東與魯迅也有相似之處。如對諺語“秀才不出門，全（而）知天下事”，毛澤東的解釋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魯迅的解釋是：古之秀才，自以為無所不曉，於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為真，也就漸漸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隻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於天下事，哪裡看得分明，想得清楚。
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和魯迅都使用過書面語言中不常見的“一塌刮子”這個方言詞。毛澤東說：孫科比蔣介石“公道”一點。你看，他不是如同蔣介石那樣，將戰爭責任一塌刮子推在共產黨身上，而是採取了“平均地權”的辦法，將責任平分給“各方”。 魯迅說：李富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塌刮子地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一塌刮子”屬於吳方言，《現代漢語詞典》釋曰：“【一塌刮子】〈方〉①通通。②總共加在一起。”因其生動形象，表現力強，因此毛澤東和魯迅都用過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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