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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並未結束，過了不久，這份《社會新聞》又於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內山完造底秘密》，這篇署名為“天一”的文章寫道：“內山完造，他是日本一個浪人，在家鄉以販賣嗎啡等違禁品而曾被警察監禁過，因為不容於故鄉，流浪到中國來。他初到上海時，曾帶了二千元，在上海經營書店事業。但因為狂嫖濫賭，把二千元花得干干淨淨。單是書店的事業，眼見不能維持，幸而他神通廣大，在領事館警察署中找到了一個偵探的任務，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這篇文章更是在結尾寫道：“這個內山書店的顧客，客觀上都成了內山的探伙，而我們的魯迅翁，當然是探伙的頭子了。”
對於這篇狂熱造謠加膩想卻又極容易蠱惑民眾的文字，魯迅先生實在控不住“制”了，他決定要反駁一下，魯迅在《偽自由書，后記》寫道：“這兩篇文章中，有兩種新花樣：一，先前的誣蔑者，都說左翼作家是受蘇聯的盧布的，現在則變了日本的間接偵探﹔二，先前的揭發者，說人抄襲是一定根據書本的，現在卻可以從別的嘴裡聽來，專憑他的耳朵了。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內山完造的書店經營
魯迅先生與內山完造相識的十年，恰好是他在上海居住的最后十年。
1927年9月，自廣州返上海的魯迅，在抵上海的第三天，便找到了位於北四川路附近一個叫作魏盛裡的小胡同的這家“內山書店”。
內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魯迅》一書中是這樣寫的：“有一天，這位先生自己過來了，從書架上取了很多書后在長椅上坐了下來。他一邊喝著我夫人沏的茶，一邊點燃了煙，然后用清晰的日語對我說道：‘老板，請你把這些書送到安樂安路景雲裡XX路。’我問他：‘這位先生，怎麼稱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樹人就好。’我驚呼起來：‘啊———您就是魯迅先生嗎？我知道您，我還知道您剛從廣東回到上海，不過從沒見過，失禮失禮。’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魯迅先生愛逛書店，又加上當時的政治空氣不好，魯迅先生每每用筆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並不留自己住址，在上海的十年，大多數約會見面，魯迅均喜歡約在內山書店。
不僅僅在書店裡會客，有時候還會和內山書店一起做出版做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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