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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中國國情計劃生育定為基本國策
一場洶涌的政治風暴襲來，使剛起步的中國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中斷。1957年5月，整風運動開始擴大化，轉向反擊右派。知識界、科技界受到沖擊，人口學界首當其沖。人口學者的人口觀點被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有人說他們是“利用人口進行政治陰謀，是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特別是馬寅初7月1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人口論》，被認為是“配合右派向黨進攻”。邵力子等在計劃生育方面的有識之士，受到批判，壓制其思想，剝奪其言論。
雖然毛澤東在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時講過：生育的無政府狀態是很危險的。周恩來在中共八大會議上也說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但是，從1958年以后中央層面的領導人就不再提計劃生育了。然而，邵力子、馬寅初還是不斷提出計劃生育，向周恩來真誠相告希望黨和國家盡快制定政策。十分清楚二老意見正確的周恩來專門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則笑著答復：“恩來呀，中國革命的成功，証明了一是人多好辦事，二是人多熱氣旺。”計劃生育之事，被否決了。
高層領導原本並不牢固的計劃生育思想，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及“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那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中搖擺了。大辦工業、大辦農業、大辦文教事業、男女老少齊上陣，一時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假象。在這年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的空氣也不對，應該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到七億至八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口少，現在很難叫農民節育。”“八億人口、十億人口，也不要怕。”
毛澤東講話后，“人手論”開始取代“人口論”。剛剛成立的生育限制調查委員會，再也沒有做什麼調查了。建立不久的華東師大人口研究室被取消。剛剛在中國起步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理論和技術研究，計劃生育知識宣傳等就此中斷。
“三年困難時期”過后，中國人口出現了災難后補償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6.99‰，比1961年增長23.21個千分點。1963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3.33‰，達到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人口增長最高峰。面對中國人口增長高峰，周恩來沒有放棄支持邵力子、馬寅初的意見。他專門派人去調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脹，結果令周恩來憂心忡忡。他再次向毛澤東書面報告，要求及早實行邵力子、馬寅初提出的“計劃生育”。可是，毛澤東沒有同意，在周恩來的報告批示：“未必有此事。”
1963年，周恩來等提出：“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就夠了。”同時在全國大力提倡和推行“晚婚”（男28歲、女25歲以后結婚）。在中央的布置下各級計劃生育領導和辦事機構陸續設立。隨即各地批轉《領導小組關於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意見》，要求轄域縣市各部門層層建立計劃生育領導機構，廣泛深入地開展計劃生育、節育和晚婚宣傳，開展避孕技術指導，大力組織避孕藥品用具的供應。1964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
“困難時期”過后人口的急劇增長，也讓毛澤東看到了可能出現的危機，他對計劃生育的態度有所轉變。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斯諾問：“主席對中國計劃生育的進程滿意嗎？”毛澤東回答：“不滿意，在農村還沒有推廣。”
節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剛剛形成一定規模和勢頭，卻被緊隨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打斷。十年動亂中，人口增長處於盲目無序的失控狀態。1966年到1970年，年出生人口2500萬到2700萬，人口出生率均在33.00‰以上，自然增長率在26.00‰左右，5年間全國淨增人口1億。
1970年，毛澤東再次與斯諾談話，明確表示對計劃生育不滿意。他說：“農村裡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女孩，就想生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個男孩子……共生了9個，都是女孩子，年齡也是45歲了，隻好算了。”他指出：“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
上世紀70年代初，經濟的長期徘徊和人口的猛長，大量的知識青年無工作可做，城市裡呆不下去了，使計劃生育成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1971年國務院批轉了《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73年12月，中國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匯報會上提出：計劃生育提倡和實行“晚、稀、少”政策。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人口已近10億，人們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當時的人口增長速度，中國的人口到2000年將超出12億，經濟上的壓力會更大。國家領導層認為有必要出台和實行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好”呼之即出了。這時，已經是邵力子、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意見的20年后了。“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億人”，就是社會上的辛酸調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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