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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之一，它的提出到實行有著曲折、艱難的認識、理解、接受的歷程。計劃生育的推行，使中國的人口數量合理地增長，人口的素質明顯提高，促進了人口與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表明黨和政府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更加關注人口的素質和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回顧計劃生育政策提出和實行的歷程，對於堅持和完善計劃生育政策，建成小康社會，意義十分重要。
中央領導層面初步形成節制生育共識
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針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裡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重負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的言論指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毛澤東還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這一氣勢磅礡的話語，不僅駁斥了艾奇遜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言論，而且指明了中國政府解決人口與“吃飯”問題的辦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人口觀，奠定了新中國初期的人口思想基礎。
受到“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思想和觀念的影響，當時的人民群眾認為安居樂業了，可以安心養孩子了。1950年朝鮮戰爭打響，催生了鼓勵生育的政策。從蘇聯“老大哥”那裡拿來“光榮媽媽”、“英雄媽媽”稱號，對生育5個、10個孩子的婦女給予鼓勵與獎勵。
人工流產在當時認為是舊社會和資產階級毒素，受到批判。1952年，中央政府在批復衛生部《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中規定：私自絕育和人工流產者，以非法墮胎罪處罰。一些婦女懷了孕，為了流產私自吃藥，有意搬抬重物等等，往往不奏效，有的婦女因此而喪命。
中國人口究竟是多少？家底是不清楚的。毛澤東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等文章中提到：“我們的極好條件是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這個數字是國民政府1947年公布的，是不准確的。1953年6月起採用科學方法進行全國人口普查，1954年公布結果：大陸人口為58260萬。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0‰，每年淨增1200萬人。從1949年到1953年4月，全國人口淨增4600萬。普查表明人口增長過快的勢頭強勁，新中國迎來了第一個生育高峰。人口激增的現實和社會各界的關注，使政府開始對人口問題重視起來。
1953年周恩來在《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中指出：“對生兒育女的事情是很高興的，喜歡多生幾個孩子。但是，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一個大負擔。”周恩來講話后，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當年指示衛生部制定和發布了《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這表明避孕和人工流產的政策開始放寬，國家提倡避孕和人流。1954年，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將兩個已婚女同志要求避孕的信轉交鄧小平。鄧小平即批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意義的，應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在鄧小平、鄧穎超的推動下，衛生部提出：避孕和節育一律不加限制。
劉少奇在1954年底的一次座談會上表態：“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經濟沒有發展起來，不節育是無法解決困難的。”
在中央高層的肯定和推動下，在“雙百”方針的鼓勵下，一些知識分子對人口、節育問題勇於發表意見。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展開了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大討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多家媒體邀請專家學者，討論“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究竟應該怎樣評價”、“宣傳節制生育是否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相抵觸”等話題，一時熱火朝天。
1956年毛澤東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提到：“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定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中國目前的人口，（每年）淨增1200萬到1500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們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節育。”毛澤東對計劃生育的看法，發生了轉變。
1957年2月，毛澤東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說：“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北京現在有360萬人，將來要是有3600萬人，北京市長如何得了。”在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專門提出：“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央生育限制委員會當年成立，標志著政府開始設專門機構研究人口問題。這一年，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系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人口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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