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楊得志紅軍時期軼事

“楊師長，本人敗在你的手下，口服、心服，五體投地！”

1936年6月，楊得志指揮紅二師，作為紅一軍團的前衛參加西征寧夏、甘肅軍閥之戰。進入隴東的第一仗，是攻打通往寧夏要沖的國民黨環縣縣政府所在地曲子鎮。紅二師前進到離城五六裡地的地方，偵察員飛馬來報：寧夏軍閥馬鴻賓手下一個綽號叫“野騾子”的旅長，帶著三四百名騎兵正在鎮子裡休息。

“野騾子”本名叫冶成章，是馬鴻賓的親信和干將。這個人和他的部隊，楊得志早就聽說過。“野騾子”這個綽號除說明他的驕橫霸道，也說明他的部隊是有些戰斗力的。早在1935年底，時任陝甘支隊第一縱隊第一大隊長的楊得志，就和冶成章部下、黑馬騎兵團團長馬佩清較量過，一舉生俘了馬佩清，還發給路費放他走了。對付敵人騎兵，楊得志並不陌生。

得知冶成章就在眼前，楊得志立即決定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一舉殲滅他們!對於冶成章部的戰斗力，楊得志評價甚高：“‘野騾子’這支部隊確實能打，而且有不少亡命之徒。他們光著膀子，舉著大刀，歇斯底裡地狂喊亂叫。”戰斗從下午進行到深夜，敵人大部被殲，冶成章卻又帶著幾個馬弁躲進了一個窯洞。這冶成章真有點“野騾子”的愣勁頭，紅軍戰士們向他宣傳俘虜政策和民族政策，他都蠻橫不理。最后，戰士們扔手榴彈把他的馬弁炸死，“野騾子”的腿也被炸傷，這才把他生擒活捉。可是，這“野騾子”的確“野”性難馴，不但不讓紅軍醫護人員給他包扎傷口，還大言不慚地說：“你們這是打的啥仗？趁咱沒有防備突然襲擊，放暗箭算啥真本事!”

“你把這匹‘騾子’牽來我看看。”楊得志對警衛員說。

冶成章個子較高，長得很壯實，50歲上下。他敞懷露胸，頭發蓬亂，還真有點像一匹落魄的“野騾子”哩。警衛員告訴冶：這是我們的楊師長！他瞪了楊得志一眼，粗聲粗氣地說：“亙古以來沒有你這種打仗法，不宣而戰，背后放箭!有本事要明對明，一抵一地干，哼!”

對於冶成章的愚蠢無知和傲慢自大，楊得志沒有搭理，而是義正詞嚴地說：“現在日本鬼子打進了中國，作為一個中國人，你的軍隊不但不抗日，卻在這一帶燒村庄，毀牧場，搶牛羊，害人民，打紅軍!你們對人民是犯了罪的！你們對國家、對民族，對包括回族同胞在內的全國同胞是犯了罪的!我們打你們是忍無可忍，也是為了把你們‘打醒’，以便共同對付日本侵略者。我的話你懂嗎?”

冶成章啞口無言，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一屁股坐到凳子上，雙手抱住腦袋，瓮聲瓮氣地說：“算老子倒霉，反正這旅長當不成了，要殺要剮，聽便!我不怕死！”楊得志把手槍掂在手裡，說：“殺你容易得很———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殺你，還要放你回去！”

冶成章猛地抬起了頭———他當然不相信楊得志說的是真話。

這時，冶成章的夫人也進來哀求，並在身上摸了好一陣，掏出一些金條、手鐲之類的東西，問：“要多少錢？”

楊得志不禁一笑：“我們紅軍說話算數，一文錢也不要。”“去年你們有個黑馬騎兵團被我們打敗過。那個團長叫馬佩清，你們知道嗎?”

沒容那女人回話，愣在一旁的冶成章猛地站起來，驚訝地問：“啊?你就是發了三塊鋼洋放馬團長回去的楊得志大隊長？”

楊得志緩緩點頭，幽默地說：“如假沒有辦法換！”

冶成章“扑通”一聲跪在地上：“真主在上，我冶成章今生今世決不同紅軍打仗，再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了。楊師長，本人敗在你的手下，口服、心服，五體投地！”

楊得志急忙拉起冶成章，語重心長地說：“你和馬佩清團長都不是敗在我個人的手下，是敗在紅軍的手下，敗在共產黨手下，敗在人民的手下。為什麼?因為人民要抗日，國民黨反動派卻要打紅軍。要知道，日本鬼子打來了，他要殺中國人，並不分漢族回族;他要佔中國的地，也不分漢族區回族區。……所以，你如果真正服了，就不要聽信蔣介石那套鬼話，有力氣，有本事，就和各族同胞一起把日本鬼子趕出咱們中國去!你這個人打仗還是有些經驗的嘛!”

此時此刻，冶成章真服了，他叫著自己的綽號說：“我‘野騾子’闖蕩江湖半世，自以為是，真主為上，義氣當先，其實是個武夫之輩。楊師長雖年少於我，講的卻是至理名言。我冶某佩服，佩服。”

1949年9月，楊得志、李志民等指揮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和平解放寧夏，當年的黑馬團長馬佩清來訪，告之：冶成章被紅軍義釋后，立即脫離了軍界﹔每與馬鴻賓交談，必盛贊共產黨，對馬鴻賓這次走上和平起義道路有很大影響。

“他們有許多教授———大名鼎鼎來———我們呢?有！毛主席就是頭一位嘛！”

1936年6月1日，陝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舊廟堂前紅旗招展，“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第一期開學典禮正在舉行。開學典禮上，毛澤東正式宣布：林彪擔任校長，羅瑞卿擔任教育長，學校分三個科。第一科大都是紅軍師、團以上干部，有林彪、羅榮桓、羅瑞卿、蘇振華、劉亞樓、張愛萍、彭雪楓、楊成武、譚政等38人。這時，作為紅二師師長的楊得志，論戰功完全夠資格進入“紅大”學習。不過，他正揮戈奮戰在西征甘肅、寧夏的戰場上。聽到許多老戰友進入“紅大”學習，他內心非常羨慕：什麼時候，自己也能進入“紅大”學習啊！

歷來說，“紅大無二期，抗大無一期”。1937年1月，為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遷到延安繼續辦學。於是，原來計劃的“紅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稱為“抗大”第二期。就在1月底，楊得志接到上級命令：到紅一軍團部帶領一批干部，到延安“抗大”學習。到了軍團部，楊得志才知道：參加這次學習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同志，帶隊的是陳賡、楊得志。

對於這次學習機會，楊得志非常珍惜：“一個挑煤、修路、打短工的農民的兒子，能進自己的大學學習，怎麼能不興奮，不激動呢?”

陳賡一見楊得志，便一本正經地說：“老楊呀，咱們要做同學了。”

楊得志知道，陳賡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便誠懇地說：“你是黃埔的老畢業生，我還沒進‘抗大’的門哩！”

陳賡大手一擺：“咱們的‘抗大’和黃埔可不一樣啊。”

第二期開學不久，副校長劉伯承來校講話，他風趣地對大家說：“我們這個學校的名字叫做‘抗日軍政大學’。同志們，我是上過大學的，而且是在外國上的。毛主席問過我，說：我們的這個大學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學比呢?我說可以比，硬是可以比來。他們有寬敞的教室———大得很來———我們沒有;他們有漂亮的教學用具———我說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們沒有;他們有許多教授———大名鼎鼎來———我們呢?有！毛主席就是頭一位嘛！周恩來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過面包的來。還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們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揮過不少漂亮的戰斗，也可以當‘教授’嘛!怎麼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們還有他們根本沒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窯洞。所以那天我對毛主席說:我們這個學校也可以叫‘窯洞大學’嘛!你們同意嗎?”

大家以熱烈的掌聲回答了劉伯承。

劉伯承繼續說，“同志們，你們打了多年的仗，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現在中央要你們從理論上加以提高，還是為了打好仗。用戰士們的話說:學好本領打日本嘛！”

劉伯承的話，言簡意賅，堅定了楊得志刻苦學習的信念。

“抗大”住窯洞，露天上課，背包當凳子，膝蓋當桌子，這些困難對於楊得志，都算不了什麼，最難的是，他的文化和理論基礎差。回憶“抗大”刻苦學習，楊得志晚年感慨萬端：“那時沒有教科書，講義也極少，每隊有幾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黃又粗的紙上或者是標語口號紙的反面，有的字刻得潦草，難認得很。有時教員講半天，有些記不下來，隻得全憑腦子‘儲存’。現在想來，年輕真是一‘寶’———腦子好，記憶力強，接受能力也快……在‘抗大’對我幫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陳賡和姬鵬飛同志。”

毛澤東在“抗大”的講演，給楊得志的印象最深：“毛主席那時才四十幾歲。他來講課，總穿一身灰布軍裝，不戴帽子。烏黑濃密的頭發顯得有些長，也有點亂，大概是因為工作太忙顧不上理。寬大的前額好像蘊藏著無窮無盡的智慧。他講話的語言特別生動詼諧、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有一次，毛澤東給楊得志等學員講到促進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時，打了個十分形象的比喻：對付蔣介石，就要像陝北的農民趕著毛驢上山，前面要人牽，后面要人推，牽不走還得用鞭子抽兩下，不然它就耍賴、搗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我們用的就是陝北老百姓這個辦法，迫使蔣介石起碼在口頭上承認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張。“毛主席風趣幽默的講話，不但把我們全吸引住，而且深深地印在我們腦海裡了。”

誠如楊得志自己體會的：“實踐是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唯一標准;正確的理論又是指導實踐的銳利武器。‘抗大’不僅加深了我們對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水平。對我個人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