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后，由於前述原因，加之赫魯曉夫的善於鑽營，他開始青雲直上。
1933年，赫魯曉夫與卡岡諾維奇一起帶頭稱斯大林為“我們的導師和領導人”，並第一個稱斯大林為“天才的領袖”，緊緊追隨斯大林。特別是在1934年的聯共（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竭力稱頌斯大林為“天才的領袖”，成為這次大會上唯一一個這樣稱頌斯大林的人。於是在這次大會上，赫魯曉夫當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1935年，他便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書記。
同年2月1日，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修改1924年蘇聯憲法，成立了31人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斯大林任主席，布哈林、拉狄克等人也參加了委員會的工作。在次年11月召開的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斯大林作了題為《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這部憲法的最后文本。赫魯曉夫也趁機竭力歌頌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
在接下來的大清洗日子裡，赫魯曉夫更是加緊跟隨斯大林，堅決支持處決那些他曾經贊揚過的人，如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並提出“更緊密地把黨和非黨的布爾什維克團結在斯大林主義的中央委員會和偉大的斯大林周圍”，從此提出了所謂的“斯大林主義”。盡管這些過分的吹捧曾一度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但是1938年初，斯大林還是提議，由赫魯曉夫擔任烏克蘭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這個職務赫魯曉夫一直任到1947年），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次年任政治局正式委員。原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科西奧爾和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丘巴爾都曾是赫魯曉夫的老領導，他們都曾對赫魯曉夫的成長、晉升有過貢獻，也曾經受到過赫魯曉夫的敬重。然而，此時的赫魯曉夫一上台便翻臉不認人，1939年2月，兩人先后被處決，赫魯曉夫對此“功不可沒”。
1944∼1947年，赫魯曉夫任烏克蘭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1949年12月起任聯共（布）中央書記兼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
……
不可思議的是，對於與蘇聯有著漫長的共同邊界且歷史悠久的中國，赫魯曉夫卻是那樣的陌生。當然，在俄國革命以前，兩國很少接觸，像他這樣的人，除了從照片上看到的，對中國可謂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
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士兵在東北同日本人打仗，使兩國關系接近一步。十月革命后，蘇聯領導人同孫中山建立了聯系。
俄國內戰期間，赫魯曉夫和中國人有過一些間接的接觸。在赫魯曉夫服役的那個團裡沒有中國人，但其他部隊有。他記得，俄國的紅軍士兵常常說起中國人打仗如何如何勇敢。俄國士兵還常常拿中國人說話的樣子來開玩笑——“給面包，我吃了面包，機器就開動了﹔不給面包，機器就開不動”。赫魯曉夫認為，中國人在戰斗中確實是無所畏懼的，他們是好士兵，因而也是好戰友。
1927年，赫魯曉夫經歷了一件有趣的事：當時他擔任尤索夫卡地區黨委會的組織部長，有一個叫阿赫圖爾斯基的熟人到尤索夫卡來找他。在頓巴斯，人們都知道阿赫圖爾斯基是內戰的英雄。早在1919年趕走德國人的斗爭中他就出了名，后來在反對白衛軍的戰爭中，他又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裝甲部隊的指揮員。他是一位勇士，但是應該說，他在政治上從來沒有達到很成熟的程度。他一半是共產主義者，一半是無政府主義者，很像馬赫諾﹝1﹞。一天，阿赫圖爾斯基拿著一張黨証出現在區黨委辦公處，和往常一樣，喝得醉醺醺的。
他說：“赫魯曉夫同志，給我一個公函，我好立刻到中國去。我要去打蔣介石!我要去參加攻打上海!”
赫魯曉夫對阿赫圖爾斯基說，中國人沒有他也會干得很好的，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們不用他的幫助就會拿下上海。
在赫魯曉夫的印象中，當時反蔣武裝斗爭的組織者們在蘇聯人民中間是很有聲望的。其中有中國紅軍的司令員朱德，他是最早舉起反對中國反動勢力的旗幟的人物之一。另一個是高崗。此外，蘇聯人民也知道共產黨的主要敵人的名字，如吳佩孚和張作霖。他們認為張作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
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人以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機構及其領導人，赫魯曉夫知道得並不多。他任莫斯科黨委會書記的時候，劉少奇來過莫斯科，但他沒有跟劉打過交道。
至於毛澤東，赫魯曉夫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特別是毛澤東領導的武裝斗爭、創立根據地的運動，已經開始為國外所知曉。例如：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議上，高度贊賞毛澤東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稱《報告》“字字精練，耐人尋味”。
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第95期），就用俄文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共產國際》（英文版）上也刊登了這篇論文，並在扉頁上寫了一段說明：“在迄今為止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出版物中，這篇報告最清晰”。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在第二次全蘇會議上的開幕詞》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同年，共產國際便出版了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的報告的俄譯本。年末，這本小冊子的英譯本問世，由紐約國際出版社出版。這是最早翻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單行本。1934年8月左右，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翻譯出版了第一本毛澤東文集，書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內容包括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其他三篇文章。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35年的檔案中就有《毛澤東傳略》。《傳略》中寫道：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中華蘇維埃紅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1935年12月1日發行的共產國際機關雜志《共產國際》第33、34期合刊上，在《中華蘇維埃和中國紅軍的領袖》專欄中，將毛澤東、朱德、方志敏作為“中華蘇維埃和中國紅軍的領導者”予以介紹和報道，文章還附有三人的素描像。署名赫（俄文字母為X的作者）在文章中作了如下敘述：“毛澤東曾對他的一位同志說，‘作為共產主義者，並不意味著只是加入了共產黨的行列。我們不是政客，我們是身受殘酷剝削的勤勞人民的黨，是從地球上消滅一切腐朽勢力的革命政黨。死，隻不過是肉體上結束生命。共產主義者如果能以自己的生命、智慧和勇氣給人民帶來利益，那就應該在所不惜。共產主義者必須勇敢而自豪地貫徹黨和人民的意志。為人民的利益而生，與人民共患難，為人民的幸福而戰斗的黨是無敵的。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戰勝勞苦大眾的戰斗的先鋒隊——共產主義者的黨。’這是鋼鐵般的布爾什維克的誓言，這些簡明而堅定的語言，把中國人民的傳奇式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形象展現在我們的眼前。”赫的文章最后說：“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不屈不撓精神，驚人的膽略，杰出的革命指揮官和政治家的組織者，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忠實的兒子毛澤東的形象。”
特別是到了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后，《真理報》1935年12月12日撰文寫道：當南昌起義部隊向廣東南下時，“毛澤東在贛東北採取行動。在士兵中的共產黨員的幫助下，他成功地策動一個團起義並把它拉了出去。一路上許多貧苦農民的支隊和礦工戰斗小組投奔毛澤東。經過長途跋涉和艱苦戰斗，他把這支隊伍帶到了江西寧岡縣”。並且說“毛澤東親手創建了江西省第一個蘇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