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的禮物：如何看中國對非洲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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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像莫塞斯·奈姆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的那樣，是一個“流氓捐助者”嗎？我並不這麼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崛起是有些人擔心的理由，但這沒有必要引起那些將中國的援助和參與譴責為不穩定因素，認為它們對治理有害，不會幫助非洲擺脫貧困的人的驚慌與恐懼。許多對中國援助與參與的驚慌和恐懼都是建立在錯誤信息基礎上的，並且所發出的警告與事實是不相符的。

中國的援助額並不巨大，傳統捐助者向非洲提供的援助要多得多。一些媒體或其他研究者所公布的“援助”數額嚴重誤導了民眾。比如，美聯社在2008年一篇報道中稱中國總理說自開始援助計劃以來，中國共向非洲提供了“440多億美元的援助”，實際上，中國總理說的是440億人民幣（57億美元）。《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聲稱2006年中國對非援助為“富國全部發展援助的三倍”。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據我的統計，盡管中國自2006年至2009年對非官方援助增長很快，達到了一倍以上，但數額仍不是很大，所佔比例還是相對較少。2008年，包括債務減免，非洲從中國獲得了大約12億美元的官方發展援助，與之相比，美國在2008年向非洲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數額為72億美元。

中國的出口信貸額要遠遠大於援助額，但卻沒有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麼多。中國在安哥拉和剛果等國採用的新的方式是以從日本學到的體制為基礎的：大規模應用信貸，這些信貸以有競爭力的市場利率為基礎，與中國的機械、設備和建筑服務相挂鉤，用石油或其他資源來償還。這就是“雙贏”的本質。這些信貸並非沒有風險。債務可持續性就是一個問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橫掃非洲，人們也加大了對這方面的關注。然而，這種方式為建設急需的基礎設施提供了新的機會。中國的銀行可以擔當被互惠互利的需求所包圍的非洲領導人的“約束機構”。這些協議可以直接將礦產收入引入發展項目。這是解決困擾許多非洲國家的“自然資源詛咒”的一種可行的方法。

中國有句話叫做“要想富，先修路”。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啟動的“四個現代化”著重強調了基礎設施建設。他們修路，架橋，建設農村電廠，對農業進行現代化和引進工廠。他們試驗了不同的方式，如經濟特區。中國的“北京共識”可以被簡單地概括為接受試驗和避免盲從。他們向非洲提供的協議以日本和西方國家數十年前向中國提供的類似協議為基礎，因為毛澤東之后的中國人認為他們也可以通過商業，而非援助的方式獲得收益。盡管西方國家經常改變它們對非洲的發展建議、項目和方式（20世紀70年代的農業綜合開發項目，80年代的政策改革，90年代的治理等），但中國卻從未宣稱知道非洲必須如何發展。中國認為不應對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經濟條件，各國應自主尋找擺脫貧困的道路。當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也對過去幾十年針對援助施加的許多條件的價值產生了疑問。在經驗教訓和援助與合作方式等問題上交換看法，而非相互批評，將會使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形成更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