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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主改革准備階段，重在夯實社會基礎和培養民族干部
彭真多次參與或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如何為西藏民主改革准備條件。
1957年3月8日下午至3月9日上午，彭真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在討論西藏民主改革問題時作了發言。他強調西藏民主改革客觀上有利於促進地區的發展和進步，國家也有力量支持，問題是條件是否成熟。他具體分析了當時西藏社會在民主改革問題上存在的不利條件，主要是：西藏上層人士不願意主動改革，但他們又掌握了宗教領導權﹔西藏人民中少數要求改革，大多數人還缺乏階級意識，和統治階層尚未分清界限，群眾中缺乏干部力量。
關於如何為西藏民主改革准備條件，彭真強調要從內部做工作，爭取右派和中間派，依靠進步力量。第一，爭取達賴。達賴目前還處於中間狀態，可左可右，對他要仁至義盡，爭取他進步。第二，孤立西藏“鬧獨立”者，培養干部，消除民族隔閡，多為藏族同胞辦好事，提高農奴的階級覺悟。第三，發揮進藏人民解放軍“工作隊”作用。他說，進藏的人民解放軍是一個大的工作隊，不打仗，不籌款，就為人民做好事，促進其內部分化。“我們不吃他們的糧，有災荒還給予救濟，過若干年，干部起來了，民主改革就好辦了”。第四，總結臨近藏族聚居區民主改革的經驗，開展宣傳工作。他比較分析了西藏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情況，就民主改革問題指出，川西地區不同於西藏，不少地區的改革已經完成了，目前的工作是好好地安置藏族的上層人士，對寺廟實行包下來的政策，長期維持，准備花錢，搞出樣子給雅礱江以西的人士看﹔道路要用一切辦法修，越快越好，在雅礱江以東地區大量培養干部，武裝翻身農奴。反動分子不動，就實行和平改革﹔他們動手，就有計劃地反擊。已經改革了，不能停下來，西藏的上層人士可能會反對，要分析工作上有沒有錯誤，要總結經驗，干部和軍隊都要總結，要開展宣傳活動。彭真對於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認識，既有對正反兩方面情況的把握，又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強調要對改革的不同對象區別對待，蘊涵著辯証法。
西藏工委根據中央關於西藏民主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針，於1957年3月19日向中央提出了關於今后西藏工作的決定。5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彭真出席。會議基本通過了中共中央對西藏工委關於今后西藏工作決定的批示。中央指出，在今后至少6年內，西藏工作有可為和不可為兩個方面。其中，可為的方面有5項：以達賴集團為主要對象，繼續進行和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繼續培養藏族干部﹔繼續辦一些群眾歡迎的，上層同意的，而我們又有條件辦的，能夠對群眾發生積極影響的經濟、文化事業﹔繼續堅持把國防、外事和國防公路等事項置於中央管理之下﹔利用各種適當方式，向西藏上層和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反對分裂活動。
1958年2月24日上午，彭真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五十九次會議，在討論西藏地區1958年工資標准調整方案和赴藏工作人員休假、換班制度的規定時說，要從低工資搞起，建設才有希望。今后要多動員青壯年去西藏工作。休假制度可先在內部試行，不公布﹔試行一個時期以后再考慮修改定案。會議批准了工資調整方案，決定現有漢藏工作人員按此標准執行，以后吸收新的工作人員，另定新的工資標准，並事先簽好合同。
在西藏封建農奴制度暫時沒有改變的情況下，西藏工作遵照“六年不改”的方針有效進行，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中央與西藏地方之間的關系以及西藏人民對祖國的觀感，愛國主義思想在西藏逐步成長壯大。
西藏民主改革要團結上層愛國進步力量，有步驟地分類實施
西藏實行民主改革，首先要平息叛亂。1959年3月17日，彭真出席了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西藏發生武裝叛亂的緊急情況和毛澤東的建議，決定首先是准備堅決平息叛亂，改組西藏地方政府，然后全面實行民主改革。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發布國務院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
西藏在平叛的基礎上推行民主改革，需要有相應的方法、步驟和措施。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和帕巴拉、阿沛·阿旺晉美等一同出席。會議通過了《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指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應當根據憲法，根據西藏廣大人民的願望和西藏社會經濟文化的特點，逐步實現西藏的民主改革。在改革過程中，應當密切團結全西藏各階層的愛國僧俗人民，區別對待未參加叛亂的、被裹脅參加叛亂而迅速投誠的和堅決參加叛亂的農奴主，注意保護全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文物古跡。
據阿沛在《良師摯友情誼永存》中回憶，會后，周恩來總理接見了他們，征求對中央關於在西藏實行邊平叛邊進行民主改革方針的意見，並就若干重大政策原則問題進行商談。受周恩來總理的委托，彭真約他們在家中聚會，討論關於貫徹執行邊平叛邊進行民主改革方針的方法、步驟和相關的具體措施。彭真除了對他們一貫堅持愛國立場，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以及其他方面同中央的合作表示充分肯定外，還就如何接受民主改革的考驗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指出要有思想准備、決心和信心。並表示相信他們一定能過好民主改革關，從而帶動和影響更多的上層人士也過好民主改革關。彭真的這一談話給阿沛等以啟發和教育，對於他們過好民主改革關起到了促進作用。
具體到西藏民主改革如何進行，中共中央書記處在1959年5月16日上午召開了第128次會議，討論《西藏工委關於當前平叛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定（草案）》。彭真出席會議並作了發言。他指出，山南、日喀則、拉薩和昌都等地區的民主改革可以先搞﹔債務要堅決廢除，先廢除﹔土地實行減租減息，誰種誰收﹔牲畜要早點確定所有權﹔廢除差役和債務，要發文件﹔先搞些改革試點，組織農會，武裝積極分子頭腦﹔對上層人士要開展統戰工作，要安置，成立政治協商委員會﹔邊打邊改的方針不變﹔平叛的任務准備三年、爭取兩年完成。根據上述原則，由西藏工委討論提出具體辦法。
8月29日和31日，彭真主持召開了討論西藏問題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第147次和148次會議。在會議聽取汪鋒和張國華的匯報后，彭真提出並闡述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彭真關於西藏民主改革及其政策與措施的的闡述，體現了原則性與策略靈活性的統一，對於西藏民主改革的實施具有指導意義。
9月8日下午，彭真出席了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並原則同意張國華關於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匯報。西藏民主改革的實施和完成，廢除了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促進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實行，西藏從此邁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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