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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務郭乾輝
在完成了對南委的破壞后，郭潛參加了中統特務組織，並恢復使用本名“郭乾輝”。
當時，中統局由徐恩曾負責。徐恩曾非常注重對中共的滲透工作，在中統局內成立了一個分化瓦解委員會。徐恩曾給郭潛一個專員的名義，並讓他做了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郭潛得到這個職務后，非常賣力地工作。他挖空心思地編造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宣稱這個所謂的非常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發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其實宣言不過是郭潛閉門造車、熬了幾個通宵編造出來的東西，但徐恩曾對此非常滿意，認為這是對中共開展心理作戰的佳作，於是派了很多特務在重慶、貴陽、西安乃至陝甘寧邊區附近散布這個宣言，企圖造成中共內部的混亂。結果這個謠言毫無影響力，中共沒有理睬，社會上也沒有什麼反應。
“非常委員會”沒有奏效，郭潛不甘心。於是，他改變方法，由心理作戰轉為人身攻擊，編寫出攻擊污蔑中共的《新紅樓夢》等小冊子，通過中統特務組織廣為散發。這一套粗制濫造的東西，內容上自相矛盾，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其傳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通過這些工作，郭潛卻成為了中統局的中共問題專家，其職務也逐漸提升。1947年，他在中統局改編的特務機關黨員通訊局中，已經升任負責中共工作的研究處副處長。
郭潛所主持的對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隨著內戰的擴大逐步推開，中共方面對他的活動也提高了警惕。當時一份中共的黨內文件中寫道：“最近國反中統局為挽救國黨軍事危機，正擬擴大以叛徒郭潛……等主持的所謂‘中共非常委員會’的活動，以中共反對派形式出現，陰謀挑撥我黨團結，准備派遣特務至我區建立秘密組織，專門吸引黨內不滿動搖分子，制造所謂反毛運動。”這個非常委員會“已在上海、廣東、陝西建有分部”，“另擬在全國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記者，公開活動發出報紙，發表政見。”但郭潛的種種伎倆對局勢的發展沒有什麼實質影響。
1948年7月，郭潛被派任黨員通訊局直屬天津通訊處處長，成為負責一方特務工作的要員。到任伊始，郭潛就把搜捕地下黨和進步人士當作首要工作，他親自指揮，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動中就抓了55名進步學生。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潛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灣工作。此時黨員通訊局又進行了改組，改稱調查局，郭潛擔任了台灣省調查處處長，為國民黨逃台初期穩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為首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及所屬組織被國民黨保密局破獲，在大搜捕中幸存的黨組織和黨員重建了領導機構，進一步轉入地下，在偏遠山區開展活動。因保密局搶先破獲了台灣省工委，使得與其向來存在競爭關系的調查局壓力很大，也試圖在偵破中共地下組織方面有所表現。郭潛受命搶在保密局之前破獲大案，為此，他可謂是絞盡腦汁。恰在此時，郭潛的手下破獲了地下黨新竹鐵路支部，郭潛從叛變人員中挑選一人到地下黨活躍的苗栗地區伺機活動。這個叛徒在郭潛指揮下，通過精心偽裝，很快就打入了地下黨組織，並取得了地下黨組織幾名負責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況。
如此這般，郭潛還是不放心，生怕別的特務機關搶在他前邊破案，於是就使了點手段，在各特務機關共同參加的聯合小組會議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說中共組織在某某地方活動，誤導了其他機構對中共組織的偵查方向，從而使全部線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經過這一番精心策劃，1952年4月，郭潛指揮特務一舉破獲了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此案被稱為“重整后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是調查局在台灣破獲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黨組織案件，郭潛也因此案的破獲而得到蔣介石父子的青睞。
1958年4月，郭潛升任調查局副局長。從此，他真正進入了特務機關的最高層，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為特務機關的首腦，這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1964年6月，沈之岳調任調查局局長，郭潛即辭去副局長職務。他辭職的原因，一般人都認為是因為他與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長，但他的資歷比沈要深，是事實上第一副局長，這時沈之岳調升局長，他出於面子就不能再干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郭、沈二人其實是有著不為人知的“師生之誼”的。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潛赴延安，進入抗大二期就讀時，郭潛正在抗大任教，講台上下，想必他們也會有些接觸，只是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后竟然會殊途同歸，都成為了特務頭子。這層特殊的師生關系，現在卻變成了顛倒的上下級關系，顯然也讓郭潛頗為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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