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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郭華倫
卸任副局長的郭潛還是很受蔣經國賞識的，據說當時蔣經國提出了幾個可供他選擇的職位，最終他選定了去國際關系研究所，出任該所的副主任，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郭華倫”，搖身一變成為“學者”。國際關系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國際關系研究會，是國民黨逃台后成立的半公開性質的情報機關，在台灣眾多的情報機構裡是專門研究大陸問題的。郭潛到這裡工作后，開始以教授、專家的面目出現，就中共問題發表了很多言論。
1969年，作者署名為郭華倫的4卷本《中共史論》在台北出版，該書征引資料豐富，大量採用了由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統的“薈廬”資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資料，其中很多資料都是由此書第一次公開，因此引起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成為海外研究中共歷史的重要參考書，甚至連遠在德國撰寫回憶錄《中國紀事》的李德(奧托•布勞恩)，也從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資料，此書影響力也可見一斑。《中共史論》還使用了許多當事人的口述資料，尤其是引用了一位未注明身份的“陳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從1927年到1942年這期間，很多重要史實的惟一見証者隻有他，但這位陳然先生此前不見諸中共黨史記載，卻在書中作為史實的重要見証者頻頻出現，因而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興趣和關注。
“陳然先生”究竟是誰，一時間也成為學界探討的問題。郭潛的門生、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擔任過“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曾永賢回憶：“有一次，我在東京開會時遇到蘇聯遠東問題研究所的所長……他說他看過《中共史論》，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認得。我告訴他：你問對人了。他就問我‘陳然’究竟是誰？我回答：陳然和郭華倫是同一個人。”把自己的見聞假托為一個虛構人物“陳然先生”的回憶，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說是郭潛的創造。
《中共史論》出版后，郭潛也一舉成為“蜚聲國際”的中共問題權威，開始參與國際中共問題研究活動。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舉行的第29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在會上發表了攻擊中共的論文，他說：“中共‘一大’的召開是中共建黨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黨的紀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黨齡已達52歲，可是還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象無父無母的私生子，被人隨便冠予生辰，說來也實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還拋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認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開的。
郭潛這種惡毒刻薄的言論引起了大陸學者的不滿。從事黨史研究的邵維正把他的話摘抄在一張硬殼卡片上，釘在床頭，以此激勵自己奮發研究，通過扎實的研究邵維正得出了和郭潛不一樣的結論，最終確認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郭潛的惡毒攻擊激發了大陸學者的鑽研熱情，反倒促成了建黨日期難題的攻破。
其實郭潛不只是在建黨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論》中，由於他的反共立場而充斥著大量不實之詞，史實的明顯錯誤之處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寫到1937年召開的十二月會議時，書記處應為5人，他列了9人﹔12個部門負責人名單，其中竟有8個是錯誤的。而他假托“陳然先生”之口的回憶，更是由於他的反共立場，真假莫辨，很難為史學界所採納。他編著的《台共叛亂史》、《中共問題論集》、《中共人名錄》等書，同樣也因其立場，學術價值不免降低。
即便這樣，郭潛還是憑借著自己的“學者”身份，參加各種活動，不遺余力地攻擊中共。比如“四人幫”倒台后，他就攻擊華國鋒接掌權力的合法性﹔葉劍英提出兩岸和平統一主張后，他就和別人提出了一套方案，要求中共讓出沿海各省由國民黨來推行三民主義，待全國一半以上地方完成三民主義模式后，再協商統一方式，然后還說隻有中共接受了這個主張才表示有誠意統一中國，否則就是偽裝的。
晚年的郭潛，面對中共領導下大陸地區蓬勃發展的局面，內心也頗為矛盾。自從叛變以后，他數十年堅持頑固反共立場，卻眼見得中共越發強大，對他也不免有所觸動。他退休后住在醫院期間，曾永賢來探望他，問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紅旗會插遍台灣，他想了很久，然后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也許不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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