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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擬研究近代史”
毛澤東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領導的威望”的關鍵，是他表現出指揮軍隊在艱苦戰爭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失敗到勝利的指揮才能。《彭德懷自述》寫道，毛澤東指揮戰爭，往往“靈活機動，所耗甚少，收獲很大”。葉劍英《偉大的戰略決戰》也說，毛澤東甚至能夠“使敵軍完全聽我調動，就我范圍”。毛澤東軍事藝術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早年的歷史學積累以及長期以來對中國古代軍事史的熱心研習。
毛澤東曾經表露過專門研究歷史學的心願。他在1939年1月17日寫給歷史學家何干之的信中曾經說道，“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資料”，又說“將來擬研究近代史”。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澤東也寫道：“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裡，沒有讀書鑽研機會，故對於你的成就，覺得羨慕。”
1957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伏羅希洛夫時曾經表示：“我不想干了，太復雜。我想去當大學教授。”“當主席太復雜，麻煩人。我是想退下來當個大學教授。”在此前后，毛澤東身邊一些了解他、熱愛他的人，也認為他不如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專門從事理論著述為好。田家英曾經說到這樣一副有針對性的對聯：“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閑。”就暗含擺脫事務，靜心著書的勸告。聯想到1939年致何干之信中“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的感嘆以及“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的申明，我們有理由推想，這裡所謂“成書”，應當是包括歷史學著述的。1959年5月，毛澤東談到，他要寫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蔣介石登台的大事記。他說，蔣介石集團本身的變化可以不寫，但是蔣介石登台后的軍閥戰爭要寫進去。孫中山當臨時總統，蔡鍔反袁世凱，蔣桂之戰，蔣馮閻之戰等等都要寫進去。看來，他對於“研究近代史”，已經有比較具體的考慮。
雖然毛澤東沒有能夠成為專門治歷史學的學者，但是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歷史學，是他長期修養自身，營養自心的最基本的文化內容。毛澤東作為大政治家，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也有不同凡響的歷史見解。不過，他的歷史觀也有某些偏執的傾向。這些現象，或許可以通過激烈的階級戰爭背景理解其時代原因。1949年以后，毛澤東的歷史思想對中國史學的導向曾經產生過影響。在這種影響的消極作用下史學作為政治附庸的弊端，已經有許多學者指出。
■“掌上千秋史”
文史大家高亨教授1963年曾經作《水調歌頭》詞表述讀毛澤東詩詞的感想：“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章雲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此作1964年2月寄呈毛澤東，又曾發表於《文史哲》1964年1期，《人民日報》1966年2月18日重新刊出。毛澤東次月復信：“高亨先生：寄書寄詞，還有兩位，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肅此。敬頌安吉!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然而有意思的是，“文革”期間，高亨的《水調歌頭》詞竟然被誤作毛澤東的作品被民間廣泛傳抄。我們今天在這裡說到這一詞作，是注意到高亨在頌揚毛澤東時，首先即以“掌上千秋史”肯定他的歷史學養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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