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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倡導“三不”原則，使中央特科在隱蔽斗爭中掌握了正確的政治方向
當年中央特科清除叛徒的內容往往是如今影視作品中的重頭戲。其實，如何對待叛變人員是當年一項政策性很強的政治任務。
周恩來在領導特科時曾經反復強調：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開的特務﹔不准搞綁票。他在1929年8月23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山東臨委的信中指出：消滅叛徒原是我黨最后不得已的辦法。積極方面，我們還應減少這種叛變，減少被破獲的可能性。這些指示使中央特科在隱蔽斗爭中掌握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因此，當中央特科在不得不剪除可能危及中央安全等危害極大的叛徒時，都實行嚴格的定點清除、精確打擊。
在中央特科中有不少善用炸藥的爆破高手。但在當年的隱蔽斗爭中，不管多麼需要，中央特科幾乎從未動用過炸藥。究其原因，一來可能動靜太大，二來勢必傷及民眾。從中央特科多年的實戰來看，他們能用刀就決不用槍，就是不得已而動槍時，也是速戰速決，決不殃及無辜。這類例子可以說不勝枚舉，如清除出賣羅亦農的叛徒時，特科人員在室外用一串鞭炮掩蓋了室內的幾下槍聲，周圍群眾渾然不覺﹔在清除出賣彭湃的叛徒時，特科人員預先偵查設伏，一頓亂槍后就搭乘事先准備的汽車迅速離開，前后不過短短幾分鐘。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特科有著嚴格的政策和紀律，絕不允許進行任何恐怖活動
中國共產黨把隱蔽斗爭看作是政治斗爭的一部分，一旦出現差錯就必須立即檢討和糾正。由於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活動范圍被迫縮小。雖然中央特科成績卓著，但周恩來還是做了檢討。1931年6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在其起草的《中央審查特委工作總結》中，對顧順章事件作了自我批評：“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為特委基礎不能鞏固的歷史病源……直接指導這項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負錯誤的主要責任。”
中共中央為隱蔽戰線制定了嚴格的政策和紀律，絕不允許進行任何恐怖活動。為了更客觀地認識這一問題，我們來看一下當年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時的死對頭、國民黨情報機構領導人徐恩曾是如何對此進行評介的。
徐恩曾是國民黨中統局最早的負責人之一，因為錢壯飛的英勇壯舉而被附帶出名。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台灣出版的回憶錄《我和共產黨戰斗的回憶》中，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斗爭是這樣評介的：“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當年水火不容生死纏斗的老對手口中作出這樣的認定，可見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斗爭絕不進行恐怖活動，絕不傷及民眾百姓的政策是說到做到的。
對於中央特科在上海的除奸活動，徐恩曾的評介更為具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經過周密的計算和布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徐恩曾直至寫回憶錄時多少還心有余悸，當年“伍豪之劍”的威力，由此可見一斑。
雖然時過三十年，且已經敗退台灣，徐恩曾在其回憶錄中不僅刻骨銘心，而且還不顧五十年代初彌漫台灣的“清除匪諜”恐怖，依然在字裡行間流露出難以掩飾的贊譽，可見其表達的敬佩確實是由衷的。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戰場上，更在精神上擊敗了對手。
（作者為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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