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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祖父許德珩、袁翰青與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共同發表了《我們對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抗議國民黨當局鎮壓進步力量、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
《五一口號》發表之前一個月，1948年3月29日，是辛亥革命黃花崗之役紀念日。當天，國民黨當局在南京召開了第二屆國民大會。數千名來自北平、天津的學生和青年聚集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舉行紀念黃花崗先烈大會，揭露國民黨召開“國大”、操縱會議的真相。當局如臨大敵，派出數千名警察將會場重重包圍，阻斷交通，許多來北大參加大會的人被阻擋在包圍圈以外。祖父和袁翰青、樊弘三位教授不理睬國民黨特務的威脅，毅然出席大會。在會上，祖父三人分別發表了講話，激烈抨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祖父勉勵學生們說:今天的青年要學習黃花崗烈士的精神，全心全意地為中國的苦難大眾獻身，不要彷徨在空中。不怕一切無恥的污蔑，勇往直前，才對得起先烈。國民黨若把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看作剝削的對象，不管它有多麼大的軍事力量，不管它怎樣地加緊壓迫，它一定失敗。袁翰青教授說，我希望今天每個人都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永遠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今天知識青年隻有一條路，就是與苦難的人民同在。樊弘教授說，剛才袁先生告訴諸位隻有一條路，我認為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由少數人掌權，為保持他們的既得利益而壓迫全國大多數﹔一條路是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聯合起來，向國民黨獨裁集團要回政權，願意就採取和平的方式，不願意就用武力把政權跟他們奪回來。國民黨當局聽到祖父三人的講話后非常緊張，其北平市黨部主任吳鑄人出面對祖父三人提出“忠告”，要他們“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則萬一北平市50萬國民黨黨員中“出一激烈分子，其結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國家的慘劇”。
記得祖父接到吳的“忠告”后對子女們幽默地說，“吳的話可視為無”，依然正常開展活動。為了保護三位教授的安全，學生會安排學生護送他們回家，還安排學生住在祖父家的客廳裡，以防國民黨特務下毒手。吳的“忠告”經進步報紙揭露后，北大、清華、燕京、師院等高校90名教授馬上聯名發表《對吳鑄人談話之駁斥與質詢》，追問吳鑄人:第二次聞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制造中？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旅港各界人士郭沫若、沈鈞儒、馬敘倫、茅盾、鄧初民等150余人相繼致函祖父三人，表示聲援。侯外廬教授向世界學術界發出了題為《誰敢制造第二李聞事件》的申訴。對此，國民黨北平當局被輿論搞得焦頭爛額，50萬國民黨黨員中沒有出現一個“激烈分子”。這一文化教育界與北平當局的激烈斗爭被稱為“四月風暴”。記得36年后，參加“四月風暴”的師生來到我家看望祖父。那時，當年慷慨激昂的老師已是耄耋老人，當年意氣風發的學生也是兩鬢斑白。祖父為同學們寫下了一句話:“希望做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堅分子，人民的勤務兵。”
1948年，人民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審時度勢，振臂一呼，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在北平尚處於地下狀態的九三學社發表《擁護新政協宣言》，願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民主、自由、富強、康樂”的新中國。
1949年3月，周恩來與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來到北平。祖父、祖母與各界代表一道前往西郊機場迎接。見面后，周恩來親切地握著祖父的手說:“楚生兄，辛苦了。一別兩年多，你做的事情我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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